“上海这一在中国的先行做法并非偶然。上海是中国第一座可以称得上人口老龄化的城市。近18％的居民、即270万人超过了六十岁，大大高于全国11％的水平。过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工作单位、国家企业和政府负责职工及其家属的养老和医疗保险，但工业机制转换后，许多企业无法支付退休人员大军的养老金。中国传统的价值观中，尊老占有很高的地位，子女孝敬父母是儒家的基本道德。但如果老人期望子女会一直照顾他们，将大失所望。

中国的老人比例将继续上升。独生子女一代的负担将更加沉重，到2050年，中国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将占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一。现在已有一些人口学专家要求松动独生子女政策，以改善社会人口结构。北京大学的乔晓春说，国家让人民执行独生子女政策，现在就应该解决其后果问题，拨款支持养老基金。”

农村女工的苦难

由香港大学社会学教授潘毅创建的中国劳动妇女联网组织关注中国打工妇女状况。上周，潘毅等中国社会活动家参加了由罗莎·卢森堡基金会在柏林举办的中国女工工作条件座谈会，新德意志报报道了深圳电脑制造业女工的艰难处境：

“虽然中国法律规定每周最多工作六天，一周工作四十小时，但通常每周工作七天，每天12至14小时。工人大多集体住在厂区楼房内，80％的女工年龄为17至25岁，来自农村。潘毅说，这个新的工人阶级正在代替旧的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国营企业解雇的工人太昂贵，新的私人投资者不愿意接收。他们更愿意雇佣农村年轻妇女。许多妇女尽管知道条件恶劣，但她们仍然希望能参与城市的现代化生活。

城市的户口制度不允许她们留在城市。潘毅说，女工到了25岁受到必须返回农村的双重压力。一是老板看她们已经精疲力尽，不想再用她们，二是家里催促她们结婚。作为民工，她们不能在城市成家，因为她们不能进入国家社会保险体系，所以也没有要求住房、医疗保险和子女求学的权利。

女工中有很多人镉中毒。经过抗争，女工们获得了体检的权利和三百至八百欧元的赔偿。但公司威胁女工，体检时对女工采用侮辱人格的做法。许多企业出自自身形象的考虑，给自己制定了行为规范，但往往达不到中国法律水准，另外组织工会也大多不在其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