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普通市民对一年一度的人大政协例行会议，向来缺乏热情，更多的是怨言和不满。因为，老百姓看不到来自全国各地的三千多名与会代表所商讨的国家大事同他们的衣食住行有什么直接关系，而他们直接面对的却是塞车，改道，警方的盘查等诸多不便。而出于安全考虑或市容原因暂时被请出“京城”的外地民工就更是怨声载道了。

不过，如果说，人大作为中国宪法规定的最高权力机构只不过是“橡皮图章”，人大代表只是表决机器，仍然有失公允。过去几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社会领域的深刻变化，人大会议上不时也会出现激烈的辩论场面。人大代表并不再都是“唯中南海是听”的温顺的羔羊，他们当中受过“西方自由思想”洗礼者也大有人在。

一些省区的代表为了捍卫地方利益同中央政府据理力争，一些代表出于环保意识尖锐批评政府的基建项目。与此同时，民众的自我意识不断提高，六七十年代那样的愚民政策，已经很难得到全民性的响应了。尤其在大中城市中，一个不可低估的中产阶级势力正在形成，他们虽然没有对共产党的统治提出公开质疑，但是在涉及自身权益问题时，却是绝不妥协的。

总而言之，中国的人大虽然还不能和西方的议会同日而语，但众口一词的时代也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当然，代表们一般只会对社会经济领域的问题提出批评，对于敏感的政治话题还是三缄其口。

三月五日开始的九届人大五次会议，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就是，上到总理，下到代表，都不再只是一味高唱“形势大好，越来越好”的赞歌。总理朱镕基在发表政府工作报告时，并没有讳言当前中国经济社会环境所面临的种种严峻挑战。

中国的改革开放促成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但一部分人发家致富的同时，社会问题也在日趋严重，失业率激增，贫富悬殊越来越明显。民众的不满情绪日益公开化，外电经常有关于发生骚乱抗议活动的报道。

随着入世的完成，很多社会矛盾在短期内进一步激化似乎已经在所难免，外国企业的涌入将使许多本来已经丧失竞争能力、债台高筑的国有企业面临破产，更多的职工会因此加入失业大军。随着进口农产品关税的逐步降低，生产手段仍相当落后的农民必将受到沉重的打击。而如果九亿农民的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中国的稳定与发展都将无从谈起。

对此，中国领导层是非常清楚的，朱镕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极力强调，要减少农民负担，改善农民生活，增加他们的收入。他说，增加农民收入是提高内需的关键。但是，减少农民负担谈何容易，农民所要承担的种种税务负担，正是中央及地方财政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

而财政收入几年来一直是困扰中国政府的棘手问题，财政部长项怀城宣布，国债水平去年增加了19％，达到了前所未有的430亿欧元的水平，今年国债还将持续增加，将达到国际货币基金提出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的警戒线。出现这一局势并不出人意料，一方面，入世之后，中国的关税收入将急剧减少，另一方面，政府在缩减开支方面余地非常有限。

恰恰相反，为了稳定民众情绪，填补漏洞的支出，将有增无减。对下岗人员的救济，对农民的补贴，对那些开不出工资的贫困地区政府机构的安抚，等等等等不一而足。这一无底洞究竟能否被添平，现在恐怕没有谁敢定论。与此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军费开支，今年再次以18％的增幅得到提高。原因显而易见，中央高层大换班在即，稳定军心是必不可少的。

中国改革派总理朱镕基当年上任伊始许下的反腐败的豪言壮语，今天看来收效并不显著。中国最近的一次民意测验显示，民众最为关心的问题仍是党政官员的腐败。本次人大会议上，朱镕基再次直言不讳的吁请人民代表，协助政府推进反腐败斗争。他敦促党政干部要讲真话，要办事实，要注重以法治国。但是，贪污腐败问题毕竟同中国的社会制度密切相关，单凭朱镕基一己之力，单凭枪决一两个高级官员，恐怕还不足于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综上所述，鉴于入世的完成，鉴于国内社会矛盾的进一步加剧，鉴于中国领导层的即将换届，本次人大会议的确应当赋予非同寻常的意义。中国领导人间接承认，今年党和国家都将面临严峻的考验。这种说法绝不夸张，失业大军、农民贫困、财政赤字以及少数民族地区离心现象都将是长期困扰北京的棘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