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一开始，客观地引用了中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阳公布的数字：去年，使用枪支和炸药作案的犯罪行为增加了82％。肖阳认为，包括警察和司法部门在内的裙带关系、腐败和滥用职权是造成犯罪增多的原因。新苏黎世报得出的结论是：如此看来，改革非进行不可：

“这方面是在努力进行改革，但是这些改革并没有抓住问题本质。这样或那样的尝试倒是做过，但是共产党当然不敢承认，这一切问题都与一党专政有关系。这样，也就只是进行一些单个的革新。例如北京试验过开庭审判，以此扩大透明度，以便更好地监督司法人员。华东的其它城市也在做这样的试验。而在少数民族聚居的西部地区，看起来却仍然使用传统的方法，把任何改革的想法都看成是对当局威望的威胁。然而，整体说来，很多人已经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已多次提出对司法系统进行全面深入的检查。如果真的进行这样的改革，其范围有多大，人们不得而知。但是，在共产党的统治下，很可能只是治标不治本。”

接着，新苏黎世报的文章提到香港的例子。七十年代时，英国人设立了一个只对英国政府负责的独立的反贪局，香港一度泛滥的腐败几乎一扫而光。针对中国大陆，文章写道：

“有效的反腐败需要一个极其民主的社会体系。而中国没有这样的社会体系，此外又加上新时代历史发展带来的负担。二十多年前，邓小平在没有任何法制基础上开始了经济改革。新的规定往往落后于实际革新之后，长达数年。在毛泽东时代，凡是没有明确允许的都是禁止的。后来中国接近了古罗马人对法律理解：凡是没有明确禁止的，都是允许的。从此以后，中国出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法律混乱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