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曾任《新京报》“我们视频”副总经理的中国媒体人彭远文，週一（1月22日）在微信公众号“往事与随想”发表文章，以“新闻‘通报时代’”为题，谈中国近年来“新闻空间越来越窄憋的现实”。不过文章发布不到一天，即遭下架。

总部在美国的媒体网站“中国数字时代”刊登了彭远文的原文。文内写道：“所谓‘通报时代’，就是‘所有人都在等待通报’，‘没有新闻，只有通报’。 最后被逼无奈，民众只能自发性去做调查，有人被按住，有人虽然发出来了但很快被删除。”

彭远文指出，3、4年前的中国媒体环境还不是这样。过去即使没有官方的通报，“内部检查事实无误，也就发了”；反观现在，只要是“稍微有点敏感”的消息，“没有官方通报，一律不报”。

新闻“通报时代”的标志事件

彭远文认为，2022年的“丰县事件”是新闻“通报时代”的典型案例；上海新冠疫情封城，则让人看见“通报时代”的后果。

“丰县事件”在网络上引起极大关注，但媒体迟迟没有报道，一直在“等通报”；网友自发调查，却遭遇打压。最后官方终于发布通报，却面臨更多质疑；官媒则转述通报内容，但“已经没有人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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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2022年上海因新冠疫情封城数月；彭远文形容，这是他认为“2022年最大的新闻”。然而，封城期间消息来源几乎只有官方通报，媒体原创报道可说付之阙如。“媒体不要说做瞭望者了，它连已经发生的错误都无法呈现，遑论纠正。就此可以宣告中国新闻彻底进入‘通报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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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远文也提及2022年9月贵州防疫转运大巴翻车致27死，以及今年4月北京长峰医院火灾。他指出，在官方通报前，网络上几乎没有现场画面，“简直创造了现代社会的奇迹”。

媒体不监督，只要正能量？

在彭远文撰文前几日，山东广播电视台台长吕芃在一场媒体论坛的言论，也掀起各界对中国媒体责任的质疑。他说：“闪电新闻（山东台旗下的新闻平台）从来不做跨省的舆论监督，我们从来不看别人的笑话，我们从来不转播任何灰色地带的东西，我们只转发正能量。”

对此，彭远文认为吕台长“当然该骂，但不能只骂他”；事实上，多数地方台也“早就不做新闻”，例如19日河南南阳的学生宿舍失火，导致13人遇难，“河南媒体连消防通报都不发，看来中国新闻不仅进入‘通报时代’，现在还要进入‘不通报时代’了”。

“中国数字时代”22日刊登另一篇由北京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劳东燕微博发布、后遭微博删除的文章。该文指出，媒体应该派记者到火灾现场，尽到监督的责任，“看一下消防是不是合规（这很奢侈），至少也得弄清楚火灾的原因”。

然而，火灾之后只有极少数媒体做了采訪，消息亦只短暂上了热搜，随后遭到撤下。有网友评论：“ 13条生命换不来1条热搜。”

“如果媒体都要等官方通报出来，那媒体算什么呢？”彭远文抛出提问，并指出另一关键现象：媒体缺席新闻现场、越来越少做原创报道的同时，微博“政务号”的追踪者和影响力越来越大，显示了“公权大幅扩张，媒体同步萎缩”。

跟官方不同调 等著被禁？

媒体的自我审查及消音，成了中国新闻自由的一大表征。彭远文的文章指出，通报等于有了官方背书，“万一有事，可以拿出来做挡箭牌，否则背不起这个责任”。劳东燕的文内则写道，过去的媒体常被禁，但这也表示媒体“在做各种尝试”；如今连报道都不报道，“估计权力也会惊诧甚至失望：也不给我一个机会来禁止？”

根据无国界记者组织去年5月发布的“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报告”，中国在180个国家和地区之中，排名第179名，仅胜过朝鲜。报告指出，中国不仅是世界上关押最多记者的国家，也在全球范围内打压新闻从业者和民众的知情权。

去年底，中国《财新週刊》发布社论，内容被指批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而遭到官方下架。该媒体创办人胡舒立的个人微博账号也遭“清空”，甚至有消息指她遭到国安人员约谈。有分析认为，这是由于《财新》的社论与习近平和中共中央近期主张的说法“调性不合”。

（综合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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