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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媒体人叹新闻空间萎缩 文章一出即下架

2024年1月24日

资深媒体人彭远文22日撰文写道,当今中国的新闻环境,只要官方没有“通报”,几乎一律不报,文章发出不到一天便下架。此前,山东广播电视台台长称“不做跨省的舆论监督”,“只转发正能量”,再度掀起讨论。

中国新闻媒体发挥空间萎缩的同时,官方通报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图为北京人民大会堂。(资料照)
中国新闻媒体发挥空间萎缩的同时,官方通报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图为北京人民大会堂。(资料照)图像来源: VCG/IMAGO

(德国之声中文网)曾任《新京报》“我们视频”副总经理的中国媒体人彭远文,週一(1月22日)在微信公众号“往事与随想”发表文章,以“新闻‘通报时代’”为题,谈中国近年来“新闻空间越来越窄憋的现实”。不过文章发布不到一天,即遭下架。

总部在美国的媒体网站“中国数字时代”刊登了彭远文的原文。文内写道:“所谓‘通报时代’,就是‘所有人都在等待通报’,‘没有新闻,只有通报’。 最后被逼无奈,民众只能自发性去做调查,有人被按住,有人虽然发出来了但很快被删除。”

彭远文指出,3、4年前的中国媒体环境还不是这样。过去即使没有官方的通报,“内部检查事实无误,也就发了”;反观现在,只要是“稍微有点敏感”的消息,“没有官方通报,一律不报”。

新闻“通报时代”的标志事件

彭远文认为,2022年的“丰县事件”是新闻“通报时代”的典型案例;上海新冠疫情封城,则让人看见“通报时代”的后果。

“丰县事件”在网络上引起极大关注,但媒体迟迟没有报道,一直在“等通报”;网友自发调查,却遭遇打压。最后官方终于发布通报,却面臨更多质疑;官媒则转述通报内容,但“已经没有人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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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2022年上海因新冠疫情封城数月;彭远文形容,这是他认为“2022年最大的新闻”。然而,封城期间消息来源几乎只有官方通报,媒体原创报道可说付之阙如。“媒体不要说做瞭望者了,它连已经发生的错误都无法呈现,遑论纠正。就此可以宣告中国新闻彻底进入‘通报时代’。”

新冠让上海付出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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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远文也提及2022年9月贵州防疫转运大巴翻车致27死,以及今年4月北京长峰医院火灾。他指出,在官方通报前,网络上几乎没有现场画面,“简直创造了现代社会的奇迹”。

媒体不监督,只要正能量?

在彭远文撰文前几日,山东广播电视台台长吕芃在一场媒体论坛的言论,也掀起各界对中国媒体责任的质疑。他说:“闪电新闻(山东台旗下的新闻平台)从来不做跨省的舆论监督,我们从来不看别人的笑话,我们从来不转播任何灰色地带的东西,我们只转发正能量。”

对此,彭远文认为吕台长“当然该骂,但不能只骂他”;事实上,多数地方台也“早就不做新闻”,例如19日河南南阳的学生宿舍失火,导致13人遇难,“河南媒体连消防通报都不发,看来中国新闻不仅进入‘通报时代’,现在还要进入‘不通报时代’了”。

“中国数字时代”22日刊登另一篇由北京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劳东燕微博发布、后遭微博删除的文章。该文指出,媒体应该派记者到火灾现场,尽到监督的责任,“看一下消防是不是合规(这很奢侈),至少也得弄清楚火灾的原因”。

然而,火灾之后只有极少数媒体做了采訪,消息亦只短暂上了热搜,随后遭到撤下。有网友评论:“ 13条生命换不来1条热搜。”

“如果媒体都要等官方通报出来,那媒体算什么呢?”彭远文抛出提问,并指出另一关键现象:媒体缺席新闻现场、越来越少做原创报道的同时,微博“政务号”的追踪者和影响力越来越大,显示了“公权大幅扩张,媒体同步萎缩”。

如果中国有新闻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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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官方不同调 等著被禁?

媒体的自我审查及消音,成了中国新闻自由的一大表征。彭远文的文章指出,通报等于有了官方背书,“万一有事,可以拿出来做挡箭牌,否则背不起这个责任”。劳东燕的文内则写道,过去的媒体常被禁,但这也表示媒体“在做各种尝试”;如今连报道都不报道,“估计权力也会惊诧甚至失望:也不给我一个机会来禁止?”

根据无国界记者组织去年5月发布的“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报告”,中国在180个国家和地区之中,排名第179名,仅胜过朝鲜。报告指出,中国不仅是世界上关押最多记者的国家,也在全球范围内打压新闻从业者和民众的知情权。

去年底,中国《财新週刊》发布社论,内容被指批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而遭到官方下架。该媒体创办人胡舒立的个人微博账号也遭“清空”,甚至有消息指她遭到国安人员约谈。有分析认为,这是由于《财新》的社论与习近平和中共中央近期主张的说法“调性不合”。

图为胡舒立2019年出席财新举办的论坛活动。(资料照)图像来源: HPIC/dpa/picture alliance

(综合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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