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政权力二元化的潜在危机

近两个月来，国际媒体一直盛传中国存在两个司令部，那就是以江泽民为首的中央军委和以胡锦涛为首的中共中央。这一形象被一些香港舆论解读为中国军方在此次抗击“非典”的行动中表现得相当消极的深层背景。这一军政权力二元化现象及其对中国政治的长远影响，成为前天（周二）香港《信报》一篇文章的分析对象。这篇文章题为《沙士（即“非典”）背后的制度缺陷－军政权力二元化及其潜在危机》。文章说：„

“在中共这次对付沙士疫情危机中，有一个奇怪的现象：为什么中共军方在这次如此重大的突发事件中一直只作壁上观，几乎毫无作为？……从表面上看，这是因为负责第一线指挥的胡锦涛、温家宝完全没有军事指挥权，而牢牢捏紧军事大权的江泽民又远远地躲在上海，没有丝毫打算放权的迹象。从深层次来分析，这是由于中共体制中军事权力与政府权力的二元化造成的。按照中共目前的内部权力结构，军事指挥权属于江泽民，而本人没有任何党政职务。另一方面，胡锦涛作为中共总书记和国家主席，拥有党政最高职务，却没有丝毫的军事指挥权，徒有军委副主席的空名，结果，需要因政务而动员军权的胡锦涛温家宝没有军权，而垄断军权的江泽民又不负责政务。”

文章写道：“由于这样的军政二元化，中共国家与党的最高领导人无权指挥军队。胡锦涛指挥不动军委，温家宝指挥不动国防部，北京市政府无法管理军医院。……造成军政权力二元化结构的深层原因是是中共的垂帘听政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听政者通过占据军方来获得操控政权的权力，结果导致政权与军权的分离。党指挥枪原则是对民主国家的军队国家化（即军政一体化）的背离，而垂帘听政下的军政二元化更是对党指挥枪原则的背离，使得中共的政治制度更加远离文明社会的准则。在目前的这种军政二元化的格局下，不是共产党和政府在指挥枪，而是一个没有任何党政职务的个人在指挥枪。”

文章最后说：“对中共而言，军政权力二元化会产生严重的政治后果，会增加中共高层内部的猜忌、倾轧、内斗和分化，大大降低了政府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使中共政权的民望进一步严重受损，导致政府无法调动军队来处理关系到民生的重大突发事件；如果这一重大制度缺陷不能尽快得到修补，总有一天会为这一缺陷付出沉重的代价。”

建立文明生活，华人人人有责

“非典”在全球各地正逐渐成为华人的代名词，给全球华人形象造成损害。针对这一现象，本周一的香港《信报》在社评中说：

“作为中国人，我们当然不愿沙士（即‘非典’）成为现代‘黄祸’的标签，但无可否认，国人的饮食习惯和对‘吃的文化’特殊嗜好，正在成为外国指为触发国际疫症的祸源，大中华区内对于这种文化现象应该认真正视并加以纠正。”

文章说：“世卫成立的宗旨之一，是教导人民卫生的生活方式，港澳台都不是世卫成员，但相信对于促进内地改善卫生的生活方式应该义不容辞，尤其香港是最西化的大城市，但近年公共卫生水平不进反退，部分现象更令人不忍卒睹。我们认为，经济复苏虽然重要，但香港在彻底控制疫情、有效管理跨境的沙士传播之前，不应急于游说世卫解除旅游禁令，目前的工作仍然应以抗炎为首要任务。”

瘟疫对经济影响，各执一词

“非典”事件给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最近已经开始出现。香港有经济分析家认为，如果中国大陆的“非典”到今年七月还不能控制，那么将对中国经济带来长期负面的影响。但也人认为，“非典”动摇不了中国经济的增长。美国道琼斯新闻社在香港主办的《远东经济评论》引用这些正反意见后指出：„

“虽然中国今年前三个月经历的那种快速增长差不多可以肯定不会在第二个季度出现，经济分析显示，长远来看，中国经济将具有很高的弹性。......首先，使中国对国际商业界特别富有吸引力的各种因素－包括原材料和廉价的劳动力等等－将不会因为萨斯（即“非典”）危机而改变。......同时，人们担心，中国经济可能过热。中国经济增长减缓可能是件好事，因为它可以让中国认真考虑可持续发展问题，并考虑加强透明度，从长远来看，这些将加强人们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但是，并非所有人都这么乐观。摩根斯坦利中国部首席经济学家谢国忠担心，萨斯危机上的硬着陆可能冲击财务上状况不佳的建筑公司，私营企业，并最终冲击中国的金融系统。而经济增长的减缓将可能削弱中国公众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舍尔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合法性大部份来自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