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 上周末，两名外媒记者在中国河南省的郑州报导当地严重洪灾时，遭到当地民众包围丶阻拦及质问，后来相关视频在中国与外国的社交媒体上都引发广泛关注与讨论。

中国官媒针对这起事件发表报导与评论。《环球时报》在评论中称中国公众对西方媒体的报导产生愤怒情绪“完全事出有因”，因为“西方媒体长期扮演了抹黑中国的角色，对西方社会形成偏执的对华看法，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不少中国网民也在相关社交影片底下留言批评西方媒体记者，表示“指望这些记者公正客观是没有用的”，以及“以后对待境外抹黑记者，举FAKE NEWS 牌子，喊fake news 口号，并全程影片记录，让他去剪片子吧。”

驻华外国记者协会27日也针对这起事件发表声明，表示对近日在网上与河南当地外媒记者所遭遇的骚扰感到非常担忧。他们列举了不少外媒记者在网络上与河南当地遭遇到的骚扰行为，包含河南共青团在微博上呼吁民众通报BBC记者Robin Brant的行踪丶在河南当地的外媒记者被群众包围及被强迫删除拍摄的画面，以及外媒记者收到死亡威胁。

驻华外国记者协会在声明中写道：“驻华外国记者协会对于中国对外媒越来越强大的敌意感到失望，而中国日渐高涨的民族主义是造就这种情绪的基础，中国官员或官方组织有时也会鼓吹相关的情绪。在网上，批评者错误地指责外媒记者是间谍和叛国贼，并向他们发送威胁信息。我们呼吁中国政府坚持其承诺，允许外国记者不受限制地进入中国各地进行报道，并坚持其保护人民安全的责任。”

“外媒缺乏实地报导机会对中国不利”

面对外媒记者在中国处境日益艰难，曾在中国担任数十年外媒记者丶现为美国智库外交政策协会高级中国研究员的张彦表示，中国政府指责外媒损害其国际形象的说法，是造成中国内部对外媒的氛围日益恶化的其中一个原因。

他告诉德国之声：“我认为外媒缺乏实地报道的机会其实会伤害中国，因为能派驻中国的外国媒体往往能把报导写的更加细致。我认为从境外报导中国事务的媒体对中国的看法往往是黑白分明的，而他们的看法似乎越来越负面。”

美国耶鲁大学法学院的研究员Yangyang Cheng 则认为，中国政府一直批评外国媒体不了解中国内部的情况，或是指责他们受别有用心的势力驱动，而许多中国公众也不信任外国媒体，认为他们的报道有偏见或“太负面”。这也显示中国民众不信任外国媒体其实并非新的现象。

她告诉德国之声：“现在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公众反击的规模和强度，这与中国的国际地位有更直接相关：中国现在更富裕丶更强大丶也更有威严。中国人民也因此更有信心与胆量向对外国媒体长期以来的不满做出反击。”

外媒负面报导使北京“恼羞成怒”

中国独立学者吴强则表示，过去中国主要透过外交部与《环球时报》来批评与指责驻华外媒，但过去几年随着中美贸易战与新疆议题的发酵，相关的指责也变得前所未有的强烈。

他告诉德国之声：“对中国的官方与民众看来，虽然近年国际媒体对中国的报导数量增加，但其实都是跟中国相关的负面新闻。中国民众逐渐在官方引导下，逐渐对西方媒体产生激烈的不满，这些不满其实不是中国民众的不满，而是中国官方的不满，而一个主要原因是因为负面新闻数量的上升。”

吴强认为，西方媒体往往只是如实报导在中国发生的事，或是以“冰山一角”的方式来呈现中国与西方国家在人权丶新疆丶香港与威权主义等领域发生的脱钩。然而，针对中国社会与政治的深层逻辑，西方媒体并未深度报导，因为这些深层逻辑对西方媒体来说，往往是很难在报导中呈现的。

吴强说：“所以浮在台面上能报导的，西方媒体过去几年越来越多以负面报导的方式来呈现。另一方面，中国的宣传部门其实很在乎国外评论，而媒体报导是他们少数能看到的外部评价。中国政府极其看重这些外部评价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其统治的正当性也需要外部评价。在缺乏内部评价时，它们便必须高度仰赖外部评价。”

他说，由于中国政府一直把媒体看成宣传的一部分，加上他们对外国媒体有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认为它们都应该报导“红星照耀下的中国”，所以当报导并非以这种方式呈现时，中国政府就会“恼羞成怒”。

吴强告诉德国之声：“其实在改革开放40年中，这种心态从没放松过，但却不像今天这麽强烈。过去两年由于中国碰到一系列外交挫折，这也让中国政府‘恼羞成怒’的反应变得更强烈，他们无法容忍海外媒体报导他们的内政失败，因为这与他们过去几年宣传的伟大丶光荣丶正确是相悖的。”

吴强指出，中国政府“恼羞成怒”的情绪过去两年不断汇集，最后便在最高层级形成一种系统性对西方媒体的敌意。他认为，中国政府现在把与国际媒体的关系纳入宣传战的一部分，因为他们认为若不这麽做，就会被新闻自由给“颠覆掉”。他说：“中国政府已把这一切提升到战争的高度来看。”

“北京已放弃经营与外媒的关系”

张彦回顾，当他1994年首次赴中国当驻华记者时，中国政府确实有努力在某种程度上培养与外媒记者的关系。他告诉德国之声：“中国政府组织了更多有关背景介绍的对谈和组织更多前往中国偏远地区的旅行。他们与外媒记者也有更多一对一的讨论。外媒记者能对他们有更多个人层面的认识，我认为这有助于使事情顺利进行。”

然而，他认为相关的努力现在基本上已不存在，因为从中国政府的角度来看，外国媒体是国际体系的一部分，是要对付中国的，所以试图培养与他们的关系没有意义。他说：“我觉得中国政府已经有点放弃经营与外国媒体的关系。”

张彦认为，现在外国媒体越来越难获得来自中国社会的观点，而这也可能变成一个问题，因为中国与外国媒体会因此倾向用更夸张的方式来描述对方，这也会让报导中缺少了描述中国境内现实生活的细微差别。他说：“我认为这种细微差别比以前少了。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对中国是个遗憾，所以我认为他们应该允许更多外媒记者回中国报导。”

耶鲁大学的Yangyang Cheng则认为，随着中国政府的对内打压和对外的侵略性行为，以及外国政府的回应和他们自己的议程，国际社会将越来越难从中国内部获得独立且不受限制的报导。她告诉德国之声：“中国政府也会透过其国家媒体机构或其政府机关，让愿意讲述对中国有利的故事的外国记者到中国采访。我担心这会塑造一个日益两极化的媒体格局。”

她补充道：“来自中国境内的故事可能被认为对中国政府来说是‘安全’的，而外界也可能认为批判性的故事只能由身在中国境外的人来完成。双方都有理由怀疑或否定对方，中国和外国公众将对中国的看法将有极大差异，而这也会使双方之间的鸿沟将扩大到非常不利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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