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中国官媒《北京日报》撰文称，"唱响主旋律是中国媒体的社会责任"，现阶段层出不穷的负面新闻报道是因为某些媒体"受西方所谓新闻自由的观念所蛊惑"。

而在上周，美国使馆测量公布的空气质量数据再次触动了北京当局对负面新闻的敏感神经。中国环保部官员吴晓青公开指责美使馆"干涉内政"。而讽刺的是，美国使馆的测量数据是公布在被中国屏蔽的推特网站上，这些信息即使再负面，能接触到它的中国居民也绝对是少数。但不管怎样，美国使领馆公布的中国城市空气质量数据令中国当局感到尴尬，而中国环保机构自己公布的污染状况显然被粉饰得好很多。

事实上，空气质量只是中国宣传机器试图掩盖的一小部分信息。任何可能威胁政权、影响安定、揭露领导层私生活的信息都会被过滤、压制。美国时政杂志《外交政策》近日撰文，罗列了北京最为忌惮的6类"坏新闻"。

坏新闻第一类：经济数据

一般来说，体现中国经济增长的都能归类为"好新闻"，极少会触碰当局的红线。不过，随着中国经济的减速，也随着全球经济当今更为依赖中国，全球经济界也对中国经济更为关心。

提供真实的信息有利于建立市场信心，北京当局此前也坦诚地报道了一些令人担忧的经济数据，包括工业产出下滑等信息。但近来有消息称，中国当局开始试图向外国投资者掩盖中国企业的财政报告。此前，今年5月，政府还规定四大审计事务所在华分支必须在2017年前由中国籍人士担任总裁，否则就不准继续在华开展业务。这条规定，难免使人联想到去年数名外国籍四大高管纷纷辞职，他们此前表示在审计中发现不少中国企业的不规范操作。

而有时，官方数据也会被自己人屏蔽。2007年，一份政府报告使用环保部和统计局的相关数据指出环境污染造成经济损失，但高层认为此类信息令人不快，导致这些数据再也没能重见天日。

坏新闻第二类：刑事犯罪

与毛时代相比，中国当前对待犯罪问题已经坦诚现实地多。官方数据显示，犯罪率正在上升，而谋杀案发数则在2000~2009年间减少了1半。

2010年，中国社科院公布报告，反而提出暴力犯罪率在上升。这些专家甚至认为，暴力犯罪数量并非刚刚开始上升。那是否意味着官方数据此前十年都在说谎？

当然，官方使用的罪案数量统计程序已经过时，这是造成以上现象的部分原因。而当局试图阻止中国民众日益同情暴力犯罪分子的情绪上升，则可能是另一个理由。就在今年初，就哈尔滨一名医生被病人持刀刺死，《人民日报》进行了网络调查，结果2/3网民都认为"杀得好"。中国官方明显对这种趋势感到不安，很快，该网络调查页面就被删除。

坏新闻第三类：社会不稳

中国社会正在经历剧烈的转型，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令北京领导层万分焦虑。

总体而言，中国政府对城乡收入差距还算坦诚。不过，统计局称，2009年到2011年间，城乡收入比从3.33缩小到了3.13。但其他方面的数据却显现了相反的趋势。而如果计入城市高收入阶层的灰色收入，该差距还要更大。甚至某些官方媒体都对此提出了质疑，指出政府没能有效采取措施缩小城乡差距。

"群体性事件"也是北京的敏感话题。这些事件通常都是官员揽权引发民愤。去年的广东乌坎只是个特例，它引起了国际媒体的广泛关注；在中国，还有千千万万个村镇发生的"群体性事件"难以为外界知晓。外国媒体经常使用估计的数字，称中国每年此类事件共有约10万起。中国政府可能知道真实的数据，但也决不会公布。

坏新闻第四类：领导人的私生活

中国的高层领导对他们的私生活讳莫如深。普通人只会知道胡锦涛妻子叫什么名字，除此之外便难以了解国家主席的其他生活侧面。官方媒体只会报道领导人的公开活动，报道他们体恤民情。一名中国记者甚至因为报道了胡锦涛患有糖尿病，而遭解聘。与之相比，美国总统奥巴马的私生活，则在不断地被各路媒体所报道。

那中国领导层又在刻意隐瞒什么呢？以薄熙来为例，他在政坛失宠倒台后，有关他和家人的纸醉金迷生活被曝光。同样的例子还有贪污数亿的前铁道部长刘志军。但很多时候，公开某些官员的腐败行为，很可能只是高层的丢卒保车。当然，普通人无法了解谁是车，谁是卒。

坏新闻第五类：大型工程

中国的大型工程总是令人惊叹：全球最长的胶州湾跨海大桥，三峡大坝的蓄水发电能力，上海磁悬浮的运行时速。这些数据当然予以公开，而且是带着强烈的自豪感公开。

不过，在光鲜靓丽的外表后面，相关信息就少得可怜。三峡大坝在筹建期间就有人担心对生态环境造成影响，建成后又有相关机构观测到大坝对地震、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有诱发作用。而政府在2011年也终于承认对三峡工程非常担心。但是，详细的信息依然未予公布，据猜测，当局担心长江流域的上亿居民会因这些真实数据而感到恐慌。

而去年造成数十人丧生的温州铁路事故，则牵出了腐败官员一味要求赶工，忽视质量，无视安全标准的惊人事实。但在事故过去将近一年后，这些事情又逐渐淡出了媒体，中国政府则得以重新大干快上，建设其雄心勃勃的高铁网络。

坏新闻第六类：沉重的历史

中共在进行自我批评时，总是尽量避免力度过大，以免危及其自身合法性。当局回顾自己的执政历史，大跃进、文革稍有触及，而89年的六四事件则是绝对禁区。尽管北京时任市长陈希同近日在新书中承认，六四是一场本可以避免的悲剧，但是"陈希同表态"此事本身，也同样不会见诸于中国国内媒体。

当局也不会公布1960年前后的人口统计数据。通过这些数据，可以较为方便地测算出究竟有多少人死于当时所谓"三分人祸，七分天灾"的饥荒。

《外交政策》杂志文末指出，与以上这些"坏新闻"相比，美国使领馆公布的空气质量数据对于中国政府而言，只能算作"最为无害的坏新闻"。

来源：《外交政策》  编译：文山

责编：石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