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想要两手抓：既抓资本，也抓控制。虽然现在社会团体也可以出版报纸，但批准与否要由党来决定。政治性报道仍然由党的报刊负责，非党的报刊必须戴一顶‘红帽子’，也就是由一个官方的机构进行检查，广播电台更是历来只能由党经营。

中国的媒体变得多彩生动了，但并没有获得自由。宣传部的权力之大一如既往。记者无疆界组织的亚洲部负责人布洛塞尔说：‘即使允许报道的题材比以前多了，但一遇到敏感的问题，所有媒体都必须以新华社的正式说法为准，而这种说法往往是谎言。’面对这样的局面，许多人妥协了。新闻专家赵女士说：“没有商人愿意发行批评性的报纸”，也没有人把媒体视为‘公众的财富’。已故的党中央成员陈云说，中国是一个在社会主义笼子中成长的资本主义鸟。中国的媒体也是这样，正如北大新闻教授李曦光所说，媒体已落入富人和当权者的手中，没有人为无权无钱的人说话。”

商报说，中国成了世界最大的报刊市场，仅每天售出的日报就达到950万份。但中国新闻界享有自由吗？没有，党的宣传部和国家新闻检查部门牢牢控制着媒体和记者。每篇文章、每次广播、每条广播新闻，一切都必须精确遵照指示，接受严格审查。只允许报道符合党的利益、党所批准的文字。商报接着写道：

“给新闻界戴上口套是中国的传统：无论是反日大游行，还是环境灾难，中国总是一个‘平头百姓毫不知情’的国家。国家控制的媒体中，凡是宣传部‘排斥’的题材，找不到一行文字的报道。任何有关新闻自由的讨论都被扼杀在萌芽状态，直到两年前，原北大新闻教授焦国标公开要求解散中宣部，这才在国外引起了重视和讨论。但中国广大群众对此一无所知，大学开除了焦国标的教职。

北京坚持老一套的原则：信任固然好，但有监督更好。这也适用于手机短信和互联网等通讯新形式。对互联网的检查现在已精细到使专家们也叹为观止的程度。在中国，从任何一个电脑都无法登陆英国广播公司等批评性的网页，不受中国当局欢迎的文章无法浏览。搜索‘人权’等字样时，不是没有结果，就是直接转到为在这个问题上大做宣传的政府网页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