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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Zivilgesellschaft

Claudia Witte2008年6月5日

自从中国军队在天安门广场上暴力镇压和平示威学生之后,19年已经过去了。此后,中国没有再出现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化进程。尽管如此,中国民众仍学会组织起来、坚持维护自身的利益。

河南街头的艾滋病预防宣传海报图像来源: AP

当然,以"民主"和"政治改革"为名走上街头仍旧非常危险。但在地方一级,却经常发生目标明确的抗议活动。当局自然不愿看到这样的事件,但有时候,他们会容忍抗议的举行。一些抗议活动甚至会取得成功。

通往地震灾民的公路毫无希望的堵塞着。在这一片混乱之中,罗先生将满载物品的小型运输车停在一旁。不久前,他和三位朋友一起自发组织一次募捐活动。现在,他们希望找到一个地方可以让募捐到的钱和旧衣服派上用场。他说:“当局容忍这样的行动,但并不支持。他们严格确保中国共产党在赈灾中的领导地位不受质疑。”

在中国,要成立非政府组织,必须有一个官方机构作为合作伙伴。来自北京的李丹(音)就没能给自己的协会找到官方伙伴。他说:"你没有挂靠的话就没有办法去注册,我们做的帮助艾滋病患者项目也是一个敏感话题,我们去找卫生部,他们也担心我们做的事情会带来什么麻烦。"

尽管如此,仍有一些政府管制之外的组织存在。他们有些在所谓灰色区域活动,李丹的艾滋病患援助组织就是如此。还有一些是临时组成的团体,例如1年前在厦门,市民自发组织了反对在当地修建化工厂的活动。吴贤(音)是厦门抗议的组织者之一。25岁的他是一家足球俱乐部的老板。他通过互联网组织了这场抗议。他说:“中国的媒体全部封杀了,不让报,结果只剩下网络这个平台了。中国能封杀得了互联网吗?你可以屏蔽一个网站,可人们照样看得到,譬如说可以通过代理啊。互联网是个很好的平台。”

最后,化工厂前往另外一座城市建造,那里的民众没有进行足够有效的抗议。

在上海,组织良好的民众抗议也成功地促使市政府改变计划。处在磁悬浮列车扩建路线附近的居民反对这一计划。中国新中产阶层凭借自信的抗议活动促使磁悬浮扩建项目推迟进行。

在河南省,艾滋病活动人士也同样坚定。但这种坚定出自另外一个原因:他们一无所有,因此没什么好失去的。他们是一些贫穷的农民,由于献血时不洁净针头而感染爱滋病。46岁的孙爱玲(音)在六年前得知了自己感染艾滋病的消息。当时,她的家人依靠她献血换来的钱维生。她说:“我只有打官司才能讨个活路。那时电视宣传艾滋病是吸毒得的,不说是献血传播的,我死也不想让家里人遭到这个命运,说我是因为作风问题得的病。死我也要争口气。”

孙女士决定选择抗争。数年来,她通过法庭获得最低限度的补偿金,用以支付治疗费用。按照官方的说法,河南的艾滋病问题已经得到了控制。但孙女士和其他共同抗争的艾滋病感染者表示,真实情况是,许多当地人根本不知道自己感染了艾滋病。这些河南的艾滋病活动人士在向外界传递着一个弱势群体的声音,而在官方的媒体报道所营造的世界里,他们根本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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