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陈家山煤矿的矿难事故，香港《明报》发表社论，题目是《中国矿难猛于虎补牢要做三件事》。社论说：“煤炭生产是一个相对危险的职业，全世界都是如此。但像内地这样的频繁矿难，却是世界罕见；而且，从传媒披露的事实看，在内地矿难猛于虎的现象背后，往往可见官员的贪赃枉法、推诿失职，大小矿主为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生产，发生事故后甚至仍然以瞒报、私了等手段欺上瞒下，漠视矿工的生命安全。”

社论写道：“必须指出的是，对于内地从北京到地方的各级政府官员而言，面对矿难猛于虎的严峻局面，如今实在需要一种危机感，再也不能以平时处理安全生产问题的心态来对待。要亡羊补牢，至少要做好以下三件事：第一，掌管国家安全生产的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官员，应当将减少煤矿事故作为工作重点的重点，并且采取责任制，再发生严重煤矿事故，有关主管官员应当辞职。……第二，虽然内地近年来经济发展迅速，对煤矿资源的需求十分大；但是，无论是政府部门和大小矿场，都应当将安全生产放在第一位，对那些非法的、不安全的、不具备基本安全生产条件的小煤矿要坚决关闭，对国营的大矿，同样要严格实施安全生产措施，稍现不安全苗头，就应当坚决停产。第三，对于矿难背后的种种人为因素，特别是涉及矿主瞒报、私了，官员渎职枉法的事件，内地司法部门必须施以重典，予以严惩。 ”

当然，今年以来中国之所以连连发生矿难事故，客观上一个主要的原因是中国能源紧张，仅此对煤炭开采的需求日益增加。关于中国能源问题，《苹果日报》本周发表署名“张华”的文章，题目是《中国新外交战略工程换能源》。文章指出：“胡锦涛访问中南美洲四国，凸显了中国的新外交战略：以工程合约换取能源。……中国在自身资金也极度紧缺下，仍投下巨资在拉美国家，以换取石油、天然气和矿产，显见自然资源对中国的重要性。”

《苹果日报》的这篇文章写道：“与此同时，中国也亟需输出工程，以纾缓国内日益尖锐的经济和社会矛盾。……但是，基建过度投资的后遗症已开始显现。……更重要的是，靠粗放型投资来带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已令山河变色，环境污染得令人不忍卒睹。新一届领导人也认识到这种增长模式的遗害，决定代之以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减少基建投资的力度。换言之，中国的基建投资将进一步压缩。在此情况下，成千上万的工程师、技术工人可能因而失业，而价值几百亿美元的建筑设备也要闲置。但在“工程换能源”下，中国可藉输出工程，让中国的工人继续有工可做，基建设备也有出路，工程技术人员还可累积更多开采石油、矿产的经验，既可纾缓国内投资过热，又可换取自然资源，对中国自然是美事一桩。”

与此同时，据香港《亚洲周刊》本周报道，面对能源危机，中国已经开台重新考虑成立国家能源部或者更高级别的能源管理部门。《亚洲周刊》报道说：“中国国务院已经委托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能源局草拟这方面的可行性报告。这是十六年来，中国首次重新考虑成立能源部。……一九八八年，中国曾经成立能源部但是两年之后，就将能源部划分为电力、石油、煤炭等各个部门，各管一头。目前中国能源需求日渐扩大，能源管理腐败滋生，因此成立能源部，可能被认为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尝试。”

针对这一信息，《苹果日报》本周进一步提高背景消息，描述中国现任领导人在能源方面的个人背景。文章写道：“中国开始筹建九十天的战略石油储备设施，分布在浙江的宁波和舟山、山东青岛和辽宁大连，总储油量一千四百万吨，耗资一百亿元人民币，预计二○一○年完工。一直“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的战略石油储备计划，看来要动真格建起来了。中国现在如此重视能源问题，相信与新一届领导人的能源背景有一定关系。”

文章写道：“战略石油储备，主要用来提高国家安全系数，在国际石油价格过于波动或供应来源被切断时，释出储油来确保国内的石油供应。美国非常重视战略石油储备，现任总统乔治布殊更是其中一位最重视能源供应问题的美国总统，这跟他的石油背景密不可分。……相对而言，中国过去的最高领导层很少具备能源背景，上届的江泽民、朱镕基等人多出身电子和机械工程，对石油的战略性作用不甚了了，因而一直没把战略石油储备当一回事，……但现届的领导人中，不少人具备能源或资源方面的背景，自然会更重视能源问题，更明白石油及自然资源在现代经济的地位，因而在政策上向石油等能源行业倾斜。胡锦涛毕业于清华大学水利系，曾到甘肃参与兴建水电站；温家宝是学地质的，踏遍甘肃的深山寻找矿产资源。他们两人当然了解资源的重要性。此外，国家副主席曾庆红曾任石油系统“开山祖师”余秋里的秘书，至调任上海前一直任石油部外事局联络部处长、海洋石油总公司的对外联络部副经理、南黄海石油公司党委书记。而温家宝的主要助手、副总理吴仪还是石油学院的毕业生，在石油系统工作了二十多年；政治局委员兼公安部长周永康，不但毕业于石油学院勘探系，还在辽河油田工作了十多年，担任过石油工业部副部长。他们都是中国调整石油战略的推手。 ”

（报摘：邱震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