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这座港口城市在上海南面约四百公里，它在西方几乎不为人知。但温州的产品就不一样了，日常生活离不开它们，例如铅笔、电器配件、鞋类产品更是如此。温州的企业家总比其它地方的人更具有创新意识，今天是这样，刚开始执行开放政策时也是这样。

朱建平是其中的一位，现在他再一次改变了自己的生活。三年前，他找到了合适的美国商务伙伴，生产有前途的产品－节能灯泡。朱建平坚信，与使他致富的鞋类生产相比，生产节能灯泡能给他带来五倍的效益。三十年前，他从零开始。在其家乡温州，他的发家史具有典型意义。

朱建平回忆创业的经过时说：""他建议我们不要去上班，去做鞋子，一双鞋子可以赚八块钱，一天做两双，就是十六块钱，这多好赚啊！你在工厂上班，四十多块钱，要一个月。那时，比如说，我们鞋厂，我办一个厂只能买一个缝纫机的头，底盘买不到，都是自己手工做出来。"

朱建平坚持做了下来，现在他有1600名工人，年销售额折合两千万欧元。他的家族有五个鞋厂，其中一个鞋厂在他的兄弟朱建勇手下。朱建勇只面向一家大客户生产，也就是总部在德国埃森市的连锁鞋店戴希曼。朱建平说："那时，我们的客户比较多，有日本的、西班牙的。再早一些时候，还有俄罗斯的客户，后来觉得俄罗斯市场的风险非常大，就停掉了。还有一些我们从世界各地展览会上接的订单。虽然订单很多，但是比较复杂，而且对我们企业的整个运作模式不稳定。现在我们与戴希曼合作，觉得整个订单、运作模式很稳定。"

朱家兄弟是温州商人成功的范例。他们的雄心壮志来自执行开放政策前的时代。那时，温州交通不便，依靠公路和铁路到这里很费事，所以温州也不受到重视。温州社会科学院的洪振宁说，那时，北京把温州商人的成就视为不详之兆，"一开始，中国第一批个体户在温州。后来，中国第一批股份合作制的企业在温州。所以，温州原来并不是经济发展好才名气大，而是因为它引起的争议太多了，所以名气大。当时最大的争议是姓资与姓社，姓公与姓私。看起来，是集体的，姓公，实际上又是他们三个人自己的，所以就引起了很大争议。说它搞不清楚，说改革改到对岸去了，变成了台湾，搞资本主义，方向不对。89年'六四'以后，国务院四次派调研组来调研，说温州模式是资本主义模式，是赵紫阳搞的试验区。后来来了解，一看老百姓富起来了，经济发展了生产力提高了，所以肯定了这里。"

温州人在全中国成立了自己的商会，五十万温州人生活在国外，分部在七十个国家，他们在非洲购买皮革、冰岛买海虾、朝鲜买重金属。这些企业家的第二代具有全世界无处不去的特点。朱家兄弟的外甥陈谦凯就是这样，他在德国不来梅上大学。他说："我很幸运，比其他人有更多的自由，我可以住在德国，也可以住在上海……"

陈谦凯有强大的家族纽带。他也做鞋类生意。三十岁的房地产商人张俊辉说，与朋友保持密切的商务关系就是安全保障，这是因为"温州这种经济象地瓜经济，它的根部在温州，每个人回来都会在温州买几套房子，年终的时候会把他们在全世界赚的钱汇到温州来，进行分配，按照股权分配。来年的时候，过了春节之后，你可以看到银行的钱又少了。他有了新的项目，需要投资。所以，每年如果你们春节来到温州的话，可以看到形形色色全国各地的车牌号码。这样的风景线只有温州才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