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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要少做“俯卧撑”就要做足“仰卧起坐”

山人2008年7月5日

中国最近连续发生三起重大社会事件:瓮安、上海袭警、张家界撞楼,于是“俯卧撑”成了最流行语,甚至用到了股市,用于了足球业界。德国之声记者认为,中国社会激烈动荡由来已久,如今愈演愈烈,表明:几个方面的政治改革已经刻不容缓。借用类似的语言:中国急需要做的是几个“仰卧起坐”。其中最关键的是三个:新闻放开、法制到位、民主升级。

美联社拍摄的瓮安照片之一(左下角写着AP)图像来源: AP

瓮安事件让我们看到什么

就瓮安事件本身而言,这也许是一件在这么大一个国家里每天都会发生的事情,无论少女李树芬是自杀还是他杀。就事论事地说,官方做出陈述后,各媒体进行了采访报导后,看来,这本来是一件应该由检察院和法院处理的事情。似乎还不能完全排除他杀的可能性,但自杀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也就是说,可以是一个非刑事案,也可能是个刑事案。

问题不在这个介于两者间的案子本身,而在两点:为什么会引起万人骚乱,为什么会引起全国乃至全球性的震撼。为什么会引起万人骚乱呢?从贵州省对县政府的处理可以看出,贵州省和中国中央领导人也认为,这里牵涉到很大的民怨,县政府负有重大责任。李树芬的叔叔从派出所出来后,在一家保险公司门口遭到毒打,也不能排除有关警察找人干的嫌疑。另外就是象中国国内有的贴子说的,贵州人爱看热闹,其实真正闹事的并非万人,可能只有几百人,其他人只是在看热闹。当然看热闹也许也表明了一定的民怨。为什么会震撼中国全国呢?首先,事件发生后,网络上传出了许多版本的"事实真相",激怒了大众;第二,这也表明,各地的民众中也有很多人对(当地)政府不满或积怨很深。

世界各地都有社会冲突,比如巴黎郊区几年前、柏林五一时的骚乱。有许多人表现也很极端,比如美国和德国的校园枪杀案件。但是,中国这些年来社会矛盾特别尖锐,却是不争的事实。每年七、八万起,还不包括上海袭警、张家界撞楼这样的非"群体事件"。为什么呢?为什么越是说"和谐社会",社会似乎越不和谐呢?自然,中国国家大,人口众多,是一个表面原因。更重要的原因是:中国三十年来处于社会剧变的过程中,具有许多类资本主义初级阶段的特征,也具有许多中国独特的恶疾,比如严重的腐败、许多地方官的贪婪、枉权,与商人的勾结,许多地方官被别人和自己捧成了土皇帝,比如许多公务人员的妄自尊大,对民众的不尊重。最严重的是,许多民众有理没地方说去。官官相护的现象也非常严重。

但是,笔者认为还不能认为中国已经陷入了社会危机,随时有天翻地覆的可能性;也不能认为这些严重事件表明了中国民众对共产党、对中国中央领导严重与普遍不满。否则就不能解释,为什么不久前美国马里兰大学的那个民意调查中,居然有90%以上中国受调查民众对胡锦涛表示好感。

中国这次处理瓮县事件的过程也表明,在经历了西藏事件和大地震后,中国有些方面确实有了进步,甚至是不小的进步。这表现在几个方面:一. 从一开始就没有掩盖这件事情。在几年前发生重庆万县事件、广东汕尾事件、郑州大学生抗议事件时,中国国内是绝对不报导的。二. 似乎也没有完全不让外国媒体介入。我们在此间看到一些美联社记者拍摄的当地照片,也读到德新社记者对当地政府的询问。三. 一开始也奉行只许转发新华社报导的那一套,但这几天也允许地方媒体报导和评论了,比如贵州日报发表了该报记者对当事人刘某父亲的采访,齐鲁晚报发表了"公众为什么还有许多质疑"的评论,并为新华社转发;四. 一开始封了几个主要网站的相关论坛,但现在据说又有所放开了;五. 贵州省撤换了该县的公安局和县委、县政府主要负责人,并指出他们的责任。

另外一点引起笔者思考的是:为什么这次此间(西方)媒体对这件事不那么热衷,西方公众也远不如西藏事件时那么激动。自然,一个方面是,西方对西藏问题更关注,许多人把这看成是国际问题,强欺弱的问题,而认为中国国内"汉人"间的事情是他们内部的事情,"窝里斗"。另一个方面是,不仅中国国家领导人从西藏事件中吸取了教训,西方媒体也吸取了教训,不再仅仅根据某一方的话和传言来报导,而也尊重了中国官方的报导。

但是,无论如何,不可否认的是,中国民众的不满处处存在,社会动荡非常激烈,而且有越来越激烈的趋势。长此以往,中国确实是坚持不住的。这是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长期坚持的。如果"俯卧撑"越来越多,恐怕也确实会引发地震,引发全面的危机。今年以来的几次重大事件分别表明:坚持老一套,就会出问题,出大问题(西藏事件);有所改变,情况就好得多(四川地震)。但中国仍然在害怕着,犹豫着,观望着。要减少俯卧撑,避免太多的俯卧撑哪天引发地震,就必须做好一些政治改革方面的"仰卧起坐"。其中最重要的是以下三个。

第一个仰卧起坐:新闻放开

在这一点上,中国在西藏事件以后已经有了进步。四川大地震发生后的初期,中国吸取西藏事件的教训,做出了几个首次:首次快速全面地报导,并允许国内各地各种媒体报导;首次允许国外媒体介入大事件到当地报导;首次通过电视台向全国直播每天的新闻发布会;首次接受国外援助,并允许人员到当地援助;首次举行全国性地为普通民众搞的哀悼活动。结果是什么呢?很显然,是非常积极的反响,全世界都给中国政府以好评。

可惜的是,几周后,这个政策又有些收回了,对各地媒体和网络论坛、博客对负面问题(尤其是校舍的坚固性)的报导又开始了控制。

瓮安事件发生后,中国局部在新闻方面吸取了大地震的好经验,一没有掩盖,二是举行了新闻发布会,三是似乎虽不提倡、但也不坚决拒绝国外媒体介入。但在有些方面仍然显得惊慌失措,这尤其表现在对网络论坛的封锁方面。这几天,中国新闻出版总署负责人又表示说,新闻自由要有一定的限度。

这些表明,中国领导人虽然感受到了大地震初期新闻自由的好处,但仍然摆脱不了担心害怕的心理,总怕新闻放得过了会出现社会大动荡。

这是一个需要中国政界和各界认真研究探讨的问题。不妨研究一下,为什么西方媒体全面放开却不会因此而引发社会动荡呢?恰恰相反,有了新闻的充分监督,许多社会矛盾反而避免了。比如,如果能让国内外所有媒体参与调查和报导,网上即使有许多东西是编造出来的,不也不攻自破了吗?

之所以害怕新闻放开会导致社会动荡,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光新闻放开是不够的,必须有个全面的配合:民主和法制必须跟上。

西方媒体并非绝对不控制。比如在此间主流媒体的一些论坛里,编辑也删除一些言论。但这不是国家负责的事情,是每个媒体自己负责的事情,也牵涉到版权、是否有诬陷等违法行为。此间媒体把激烈的攻击个人的、骂人的话也是删除掉的。但是媒体与媒体的观念本身可能就不同,因此有的媒体的观点不得到其它媒体的赞同,就能让各方面的人都得到信息。即使在西藏事件时,此间主流媒体观点比较一致,但在网上和其它渠道,人们还是可以读到大量其它媒体和网站的观点、情况介绍和评论的,包括中国媒体自己的德语、英语的报导,包括anti-cnn这样的网站,在这里的google上也从来就不删除,谁都可以阅读。

第二个仰卧起坐:法制到位

瓮安事件后读到一篇受到不少读者热捧的评论,作者认为,中国的主要问题是没有建立在基层把危机处理掉的机制。这是一个不错的观点。只是作者没有继续探讨下去,这应该是怎么样一个机制。

笔者认为,这个机制就是法制(当然同时要有新闻和民主的配套)。老百姓有怨,有冤,要有地方去说。中国的处理办法是绝对中国特色的:信访。国务院有信访办,各省、各地有信访局。表面上看,这个东西很民主。然而,这恰恰是不民主、没有充分法制的产物。

信访是什么呢?就是有冤、有问题,找上级领导去申诉,或者说,找更高级的政府、找党去解决问题。可是,如果有官官相护的问题存在呢?事实证明,这个东西是几乎避免不了的。于是有许多人跑断了腿,倾家荡产也解决不了问题。于是,社会怨气积累起来了,这里那里爆发了。

中国还有一个特产,就是纪委。党内、官内的问题不归法院管,而归纪委管。信访有成果的那些恐怕多半也是要通过纪委来处理,至少是第一步的处理。可是同理,如果出现官官相护的问题呢?

有人说,那也可以告到法院嘛。问题是,中国的法院和检察院也都是党的;审理多半是不公开的;许多案子对新闻界也是保密的。于是,许多问题解决不了,有的似乎解决了,但起诉者仍然认为不公道,不相信你的公正性。

不得不重提一个问题:司法独立。这个问题现在陷入了僵局。但是,如果没有独立的法院、检察院,没有公开的、受到舆论监督的审理程序,同时又有纪委和信访办的存在和各级领导的干预,就是没法让老百姓充分地信服。

还有一点,民告官,虽然中国也逐渐有了告赢的例子,恐怕还是很少的。德国和其它西方国家有个特殊的法院:行政法院。当然行政法院不是专管民告官的事情的,但牵涉到许多官办的事情民不满可以申诉的。如果中国取消或缩小信访办,建立行政法院,并且就是以民告官、告公务人员的案子为主,是否也可以更公正、更有效一些呢?是否也可以避免上海袭警事件这样的事情呢?

当然,法院的法官、检察院的检察官等的产生过程也是法制化过程中的重要一环。这是司法独立的一个组成部分。更重要的是,无论哪一级的领导,都不能干预法院、检察院的工作,即使是司法局局长,也不能涉入具体案子。要做到这一点,同样不能缺少新闻和民主的配套。

第三个仰卧起坐:民主升级

这次四川大地震让我们看到,中国也有很多好地方官。因此,也不能"一网打尽"。但是,就是好地方官,也不见得每一个都处处都好,更不见得每一个都会一直好下去,尤其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今日中国。

对于不好的官,中国有自己的处理办法,尤其在这次大地震后和瓮安事件后:撤掉当地当官的。这应该说也是一个进步,也是一种民主:把触犯民怨的责任人撤下来。但这只是一种初级的民主。现在已有人在呼吁:县级直选已不可再拖延。这确实是个好建议。

在西方,如果发生了什么大事,一个地方政府或国家政府就会被迫辞职;如果政府做得不好,老百姓下次就不再选它。这样做的直接效果是:政府位置上坐着的人不敢得罪老百姓。不是老百姓怕政府长官,而是政府长官怕老百姓。如果说,中国一次到位进行全国大选不可能,那么,从村一级的普选提升到县一级,应该还是可以做到的吧。如果没有民主这个东西,即使司法相对独立了,新闻相对自由了,而县长县委书记是土皇帝,至少当地的法院和媒体还是不敢太勇敢的。

然而,民主并非仅仅是选举和辞职。它还包括一些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里实际上已经规定的东西,比如言论自由、罢工自由、示威游行的自由。中国在这方面都没有真正落实宪法,这是众所周知的。

有人会说,西方罢工自由了,示威游行自由了,又怎么样?大罢工的时候,全国交通瘫痪;大游行的时候,也发生冲突,甚至骚乱。可是,这东西是个权衡的问题。控制这些,固然可以换来一时的平静,但不能避免矛盾积压,导致一旦爆发就不可收拾的结果。

有些新的东西,比如网络上的言论,手机上的传播,这本身是压不住的。里面可能会有很多谣言,甚至污蔑诽谤。但是一是要靠各媒体自己来掌握,二是要根据法律来掌握。确实是违法的(比如诽谤,盗窃版权),就应该由检察院来调查,由法院来审理。而通过压、删、不让阅读,最终并不能解决问题。而网络上提供的也有许多可能真是正确的而又非处理不可的呢?这就又可能体现了网络的好处了。

也许,上述这些"仰卧起坐"不太容易一下子都做到,但至少可以充分地探讨起来吧?要解决社会矛盾的积压,要做成一个"和谐社会",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靠压和堵是不行的,只能靠疏和导。或许可以归结到一点:让老百姓真正有地方说话。也许不是每个"老百姓"的话都对,但可以通过一些方面来体现普遍的民意:比如选举,比如对政治问题的民意调查,比如公投。这些都是民主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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