瓮安事件让我们看到什么

就瓮安事件本身而言，这也许是一件在这么大一个国家里每天都会发生的事情，无论少女李树芬是自杀还是他杀。就事论事地说，官方做出陈述后，各媒体进行了采访报导后，看来，这本来是一件应该由检察院和法院处理的事情。似乎还不能完全排除他杀的可能性，但自杀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也就是说，可以是一个非刑事案，也可能是个刑事案。

问题不在这个介于两者间的案子本身，而在两点：为什么会引起万人骚乱，为什么会引起全国乃至全球性的震撼。为什么会引起万人骚乱呢？从贵州省对县政府的处理可以看出，贵州省和中国中央领导人也认为，这里牵涉到很大的民怨，县政府负有重大责任。李树芬的叔叔从派出所出来后，在一家保险公司门口遭到毒打，也不能排除有关警察找人干的嫌疑。另外就是象中国国内有的贴子说的，贵州人爱看热闹，其实真正闹事的并非万人，可能只有几百人，其他人只是在看热闹。当然看热闹也许也表明了一定的民怨。为什么会震撼中国全国呢？首先，事件发生后，网络上传出了许多版本的"事实真相"，激怒了大众；第二，这也表明，各地的民众中也有很多人对（当地）政府不满或积怨很深。

世界各地都有社会冲突，比如巴黎郊区几年前、柏林五一时的骚乱。有许多人表现也很极端，比如美国和德国的校园枪杀案件。但是，中国这些年来社会矛盾特别尖锐，却是不争的事实。每年七、八万起，还不包括上海袭警、张家界撞楼这样的非"群体事件"。为什么呢？为什么越是说"和谐社会"，社会似乎越不和谐呢？自然，中国国家大，人口众多，是一个表面原因。更重要的原因是：中国三十年来处于社会剧变的过程中，具有许多类资本主义初级阶段的特征，也具有许多中国独特的恶疾，比如严重的腐败、许多地方官的贪婪、枉权，与商人的勾结，许多地方官被别人和自己捧成了土皇帝，比如许多公务人员的妄自尊大，对民众的不尊重。最严重的是，许多民众有理没地方说去。官官相护的现象也非常严重。

但是，笔者认为还不能认为中国已经陷入了社会危机，随时有天翻地覆的可能性；也不能认为这些严重事件表明了中国民众对共产党、对中国中央领导严重与普遍不满。否则就不能解释，为什么不久前美国马里兰大学的那个民意调查中，居然有90％以上中国受调查民众对胡锦涛表示好感。

中国这次处理瓮县事件的过程也表明，在经历了西藏事件和大地震后，中国有些方面确实有了进步，甚至是不小的进步。这表现在几个方面：一. 从一开始就没有掩盖这件事情。在几年前发生重庆万县事件、广东汕尾事件、郑州大学生抗议事件时，中国国内是绝对不报导的。二. 似乎也没有完全不让外国媒体介入。我们在此间看到一些美联社记者拍摄的当地照片，也读到德新社记者对当地政府的询问。三. 一开始也奉行只许转发新华社报导的那一套，但这几天也允许地方媒体报导和评论了，比如贵州日报发表了该报记者对当事人刘某父亲的采访，齐鲁晚报发表了"公众为什么还有许多质疑"的评论，并为新华社转发；四. 一开始封了几个主要网站的相关论坛，但现在据说又有所放开了；五. 贵州省撤换了该县的公安局和县委、县政府主要负责人，并指出他们的责任。

另外一点引起笔者思考的是：为什么这次此间（西方）媒体对这件事不那么热衷，西方公众也远不如西藏事件时那么激动。自然，一个方面是，西方对西藏问题更关注，许多人把这看成是国际问题，强欺弱的问题，而认为中国国内"汉人"间的事情是他们内部的事情，"窝里斗"。另一个方面是，不仅中国国家领导人从西藏事件中吸取了教训，西方媒体也吸取了教训，不再仅仅根据某一方的话和传言来报导，而也尊重了中国官方的报导。

但是，无论如何，不可否认的是，中国民众的不满处处存在，社会动荡非常激烈，而且有越来越激烈的趋势。长此以往，中国确实是坚持不住的。这是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长期坚持的。如果"俯卧撑"越来越多，恐怕也确实会引发地震，引发全面的危机。今年以来的几次重大事件分别表明：坚持老一套，就会出问题，出大问题（西藏事件）；有所改变，情况就好得多（四川地震）。但中国仍然在害怕着，犹豫着，观望着。要减少俯卧撑，避免太多的俯卧撑哪天引发地震，就必须做好一些政治改革方面的"仰卧起坐"。其中最重要的是以下三个。

第一个仰卧起坐：新闻放开

在这一点上，中国在西藏事件以后已经有了进步。四川大地震发生后的初期，中国吸取西藏事件的教训，做出了几个首次：首次快速全面地报导，并允许国内各地各种媒体报导；首次允许国外媒体介入大事件到当地报导；首次通过电视台向全国直播每天的新闻发布会；首次接受国外援助，并允许人员到当地援助；首次举行全国性地为普通民众搞的哀悼活动。结果是什么呢？很显然，是非常积极的反响，全世界都给中国政府以好评。

可惜的是，几周后，这个政策又有些收回了，对各地媒体和网络论坛、博客对负面问题（尤其是校舍的坚固性）的报导又开始了控制。

瓮安事件发生后，中国局部在新闻方面吸取了大地震的好经验，一没有掩盖，二是举行了新闻发布会，三是似乎虽不提倡、但也不坚决拒绝国外媒体介入。但在有些方面仍然显得惊慌失措，这尤其表现在对网络论坛的封锁方面。这几天，中国新闻出版总署负责人又表示说，新闻自由要有一定的限度。

这些表明，中国领导人虽然感受到了大地震初期新闻自由的好处，但仍然摆脱不了担心害怕的心理，总怕新闻放得过了会出现社会大动荡。

这是一个需要中国政界和各界认真研究探讨的问题。不妨研究一下，为什么西方媒体全面放开却不会因此而引发社会动荡呢？恰恰相反，有了新闻的充分监督，许多社会矛盾反而避免了。比如，如果能让国内外所有媒体参与调查和报导，网上即使有许多东西是编造出来的，不也不攻自破了吗？

之所以害怕新闻放开会导致社会动荡，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光新闻放开是不够的，必须有个全面的配合：民主和法制必须跟上。

西方媒体并非绝对不控制。比如在此间主流媒体的一些论坛里，编辑也删除一些言论。但这不是国家负责的事情，是每个媒体自己负责的事情，也牵涉到版权、是否有诬陷等违法行为。此间媒体把激烈的攻击个人的、骂人的话也是删除掉的。但是媒体与媒体的观念本身可能就不同，因此有的媒体的观点不得到其它媒体的赞同，就能让各方面的人都得到信息。即使在西藏事件时，此间主流媒体观点比较一致，但在网上和其它渠道，人们还是可以读到大量其它媒体和网站的观点、情况介绍和评论的，包括中国媒体自己的德语、英语的报导，包括anti-cnn这样的网站，在这里的google上也从来就不删除，谁都可以阅读。

第二个仰卧起坐：法制到位

瓮安事件后读到一篇受到不少读者热捧的评论，作者认为，中国的主要问题是没有建立在基层把危机处理掉的机制。这是一个不错的观点。只是作者没有继续探讨下去，这应该是怎么样一个机制。

笔者认为，这个机制就是法制（当然同时要有新闻和民主的配套）。老百姓有怨，有冤，要有地方去说。中国的处理办法是绝对中国特色的：信访。国务院有信访办，各省、各地有信访局。表面上看，这个东西很民主。然而，这恰恰是不民主、没有充分法制的产物。

信访是什么呢？就是有冤、有问题，找上级领导去申诉，或者说，找更高级的政府、找党去解决问题。可是，如果有官官相护的问题存在呢？事实证明，这个东西是几乎避免不了的。于是有许多人跑断了腿，倾家荡产也解决不了问题。于是，社会怨气积累起来了，这里那里爆发了。

中国还有一个特产，就是纪委。党内、官内的问题不归法院管，而归纪委管。信访有成果的那些恐怕多半也是要通过纪委来处理，至少是第一步的处理。可是同理，如果出现官官相护的问题呢？

有人说，那也可以告到法院嘛。问题是，中国的法院和检察院也都是党的；审理多半是不公开的；许多案子对新闻界也是保密的。于是，许多问题解决不了，有的似乎解决了，但起诉者仍然认为不公道，不相信你的公正性。

不得不重提一个问题：司法独立。这个问题现在陷入了僵局。但是，如果没有独立的法院、检察院，没有公开的、受到舆论监督的审理程序，同时又有纪委和信访办的存在和各级领导的干预，就是没法让老百姓充分地信服。

还有一点，民告官，虽然中国也逐渐有了告赢的例子，恐怕还是很少的。德国和其它西方国家有个特殊的法院：行政法院。当然行政法院不是专管民告官的事情的，但牵涉到许多官办的事情民不满可以申诉的。如果中国取消或缩小信访办，建立行政法院，并且就是以民告官、告公务人员的案子为主，是否也可以更公正、更有效一些呢？是否也可以避免上海袭警事件这样的事情呢？

当然，法院的法官、检察院的检察官等的产生过程也是法制化过程中的重要一环。这是司法独立的一个组成部分。更重要的是，无论哪一级的领导，都不能干预法院、检察院的工作，即使是司法局局长，也不能涉入具体案子。要做到这一点，同样不能缺少新闻和民主的配套。

第三个仰卧起坐：民主升级

这次四川大地震让我们看到，中国也有很多好地方官。因此，也不能"一网打尽"。但是，就是好地方官，也不见得每一个都处处都好，更不见得每一个都会一直好下去，尤其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今日中国。

对于不好的官，中国有自己的处理办法，尤其在这次大地震后和瓮安事件后：撤掉当地当官的。这应该说也是一个进步，也是一种民主：把触犯民怨的责任人撤下来。但这只是一种初级的民主。现在已有人在呼吁：县级直选已不可再拖延。这确实是个好建议。

在西方，如果发生了什么大事，一个地方政府或国家政府就会被迫辞职；如果政府做得不好，老百姓下次就不再选它。这样做的直接效果是：政府位置上坐着的人不敢得罪老百姓。不是老百姓怕政府长官，而是政府长官怕老百姓。如果说，中国一次到位进行全国大选不可能，那么，从村一级的普选提升到县一级，应该还是可以做到的吧。如果没有民主这个东西，即使司法相对独立了，新闻相对自由了，而县长县委书记是土皇帝，至少当地的法院和媒体还是不敢太勇敢的。

然而，民主并非仅仅是选举和辞职。它还包括一些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里实际上已经规定的东西，比如言论自由、罢工自由、示威游行的自由。中国在这方面都没有真正落实宪法，这是众所周知的。

有人会说，西方罢工自由了，示威游行自由了，又怎么样？大罢工的时候，全国交通瘫痪；大游行的时候，也发生冲突，甚至骚乱。可是，这东西是个权衡的问题。控制这些，固然可以换来一时的平静，但不能避免矛盾积压，导致一旦爆发就不可收拾的结果。

有些新的东西，比如网络上的言论，手机上的传播，这本身是压不住的。里面可能会有很多谣言，甚至污蔑诽谤。但是一是要靠各媒体自己来掌握，二是要根据法律来掌握。确实是违法的（比如诽谤，盗窃版权），就应该由检察院来调查，由法院来审理。而通过压、删、不让阅读，最终并不能解决问题。而网络上提供的也有许多可能真是正确的而又非处理不可的呢？这就又可能体现了网络的好处了。

也许，上述这些"仰卧起坐"不太容易一下子都做到，但至少可以充分地探讨起来吧？要解决社会矛盾的积压，要做成一个"和谐社会"，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靠压和堵是不行的，只能靠疏和导。或许可以归结到一点：让老百姓真正有地方说话。也许不是每个"老百姓"的话都对，但可以通过一些方面来体现普遍的民意：比如选举，比如对政治问题的民意调查，比如公投。这些都是民主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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