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报都认为，李肇星与町村信孝在京都的会晤表明，中日双边关系仍然处于冰点以下。新苏黎世报的报道写道：

“ 这次会晤没有促成对立双方的接近，这并不使人感到意外。对最近针对日本机构的暴力示威活动，町村信孝再次要求中国道歉并赔偿，李肇星再次拒绝了这一要求。只在日本教科书问题上，可以看出有一点进展。中国指责日本教科书轻描淡写日本军国主义历史，町村信孝对此反唇相讥说，中国的历史教科书也不提日本二战后的和平主义路线和东京对北京的巨大援助。虽然李肇星反驳说，不能把中国教科书与日本教科书混为一谈，但双方还是一致同意，成立一个学术小组，共同对历史做出对双方都能接受的解释。此外，两国本月还将就东海海底油气田问题开始谈判。由于对边界走向有争议，东京和北京都对该海域提出了要求。”

法兰克福汇报的一篇文章认为，日本说中国教科书中的爱国主义教育是反日情绪的根源，但这种指责不在情理，至少共产党的目的并不在此，这是因为：

“虽然‘日本侵略者’在历史课上确实成了妖魔，但这样做的目的仅是为了使共产党显得更爱国、更勇敢，超过真正勇敢与日军作战的蒋介石的军队。东京经常用‘地道战’和‘地雷战’两部著名的中国战争影片来证明中国进行反日教育，其实这两部影片并非真正针对日本，日本士兵在影片中的作用不过是所谓的拳击训练沙包而已。实际上这里说的是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影片结束时都有‘人民战争教育片’的字样。六十年代拍摄这些电影时，北京认为自己被两个超级大国包围。由于中国军事上处于绝对劣势，所以毛泽东提出的最著名的备战口号是：‘深挖洞，广积粮’。

‘爱国主义教育’不是首先针对日本，但它也并非没有副作用。例如，它使人们不断回忆起日本的战争暴行。这种回忆与宣传的日本形象之间形成了巨大的鸿沟，北京长期试图用意识形态手段来填补这个鸿沟。但是，在重新评价一切原有价值以后，疑虑出现了。随着日本修改教科书和国家媒体的单方面有倾向的宣传，日本很快成了一个‘罪犯的国家’，反日情绪也就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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