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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工作只是权宜之策

2013年10月15日

批评义务工作,令人难以启齿。对那些牺牲个人时间无偿为社会服务的义务工作者,没有人愿意指指点点,但有些依靠义务工作者完成的项目,其实应该是由国家来完成的。

德国街头乞讨者图像来源: picture-alliance/dpa

(德国之声中文网)据德国联邦政府最新的贫困报告,德国五分之一的儿童领取社会福利,低收入群体人数将近800万,大约1200万人的收入接近贫困线或在贫困线以下。

如今德国已有近150万人--主要是在大城市--依赖所谓"救济餐桌"的帮助。"救济餐桌"是一种施舍方式:义务工作者每天收集社会捐赠的食品,并统一发放给需要救济的穷人。

义务工作给国家财政带来好处

在德国,义务工作备受赞誉,连政府也想跟着沾光。德国联邦家庭事务、老年、妇女及青年部就公开表示,希望增强公民的义务投入。这不仅有助于其在政治讨论中得分,而且对国家的财政也大有裨益,因为在德国这个社会福利国家,仅16个联邦州的负债额就远远超过了600亿欧元,使得越来越多的社会福利项目无法得到财政支持。在国家力不从心的地方,义务工作者便可帮上一把,缓解一下这里或那里的社会困境--不言而喻,他们的工作都是无偿的。

贝格多夫的救济餐桌正在发放食品图像来源: Wolfgang Borrs

在众多义务工作中,救济餐桌可能是一个最突出的例子。早在二十年前,柏林一些女性就开始从饭店、旅馆和超市收集用不掉的和无法售出的食物,用来救济无家可归者,并用以唤起人们对食品浪费的关注。如今,这一活动已遍及全德。救济餐桌作为一个全国性组织,拥有5万多名义工。全德国共有900多家救济餐桌,逾3000个食物发放点,而且规模还在不断增大。来救济餐桌领取免费食品的人也不再仅限于无家可归者,许多长期失业者、退休老人和低收入家庭,都是救济餐桌的常客。所以,德国联邦救济餐桌联合会宣称他们的组织是"当今最大的社会运动之一",并非空穴来风。

对施舍系统的赞誉

救济餐桌运动得到了政界的普遍赞誉和支持。无论在联邦政府一级还是在州政府一级,不少政治家都主动接近救济餐桌组织。柏林市长克劳斯·沃维莱特(社民党)就是柏林救济餐桌的荣誉会员,联邦家庭部长克里斯蒂娜·施罗德(基民盟)是德国救济餐桌的赞助者。这位基民盟党人对救济餐桌组织肯定有加,称该组织落实的是一个"绝妙的想法"。她说:"救济餐桌是一只帮助之手,不张不扬,但却总是雪中送炭。这种义务投入令人钦佩。"

政治学家、"20年救济餐桌批评联盟"的创建者之一路易丝·莫林图像来源: privat

不过政界对救济餐桌普遍所取的赞赏态度,遭到了来自诸如"20年救济餐桌批评联盟"的质疑。质疑者认为,德国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但却还需要这样的"中世纪般的"施舍系统,这在他们看来是令人羞耻的。

政治学家路易丝·莫林(Luise Molling)是"20年救济餐桌批评联盟"的创建者之一。她指出,对于身陷窘境的人来说,法律保障的正当权益和建立在施舍基础上的任意性救助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了。她说:"负责发放救济金的劳动局,越来越经常地跟领取救济金的人说,如果救济金不够用,可以找救济餐桌。"这种做法的后果是:老百姓的法定诉求越来越多地被民间的慈善事业所取代。莫林表示,但实际上,依照德国《基本法》的规定,保障基本民生是政府的任务。

社会福利国家推卸的责任

柏林洪堡大学公民社会义务投入研究中心主任塞巴斯蒂安·布劳恩图像来源: Malte Spindler

问题是,政府的责任,从哪儿开始,止于何处?这些责任有多少可以并且应该由公民社会的义务投入来承担?柏林洪堡大学公民社会义务投入研究中心主任塞巴斯蒂安·布劳恩(Sebastian Braun)教授说:"这些问题绝对可以引发激烈辩论。"布劳恩说,在许多国家财政投入不足的领域,将来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义务工作,比如在全日制学校照看学生、在老年护理领域等。他说:"公民社会在过去十年中已经发展出积极活跃的义务投入风气了。"

譬如各个学校的促进会就向家长和企业募集捐款,用来改善学校的配置,比如添置体育器材或业余活动设施。但这些促进会并不把翻修校楼、聘请代课教师看作己任,他们特意拒绝弥补国家教育系统的不足。布劳恩教授说:"他们更多地是关注议题,提出与教育相关的重要议题,促使将其纳入制定教育政策的议事日程。"

义务工作的启发作用--启发、督促国家采取行动

维尔茨堡的青少年工作:一名街头工作者在"Underground"活动站图像来源: picture-alliance/dpa

人们其实很快、很直接地就会觉察到身边的哪些地方需要帮助。过去一二十年,德国在青少年工作、遏制毒品、艾滋病咨询等领域的工作,都是由义务工作者先发起的,政府后来才发觉这些工作的必要性,继而才开始采取措施。如今,这些领域的主要工作都是由受过专门职业训练的人来承担的。毕竟,护理卧床不起的病人,或辅导极难教育的青少年,这些工作,只有专业人士才能胜任,而义务志愿者现在提供的,只是辅助性帮助。

而这正是义务工作的巨大潜能所在:它不弥补社会保障中的空白,而是找到这些空白,启发、督促政府采取行动。可是在救济餐桌运动中,这种启发督促作用并未显现,救济餐桌依然停留在义务工作的框架下,而且其必要性不仅没有降低,恰恰相反,这套义务工作体系似乎变得固定化起来了。

救济餐桌热潮--缓兵之计而非上策

德国联邦救济餐桌联合会主席约亨·布吕尔图像来源: Wolfgang Borrs

德国联邦救济餐桌联合会主席约亨·布吕尔(Jochen Brühl)认为政府应当出面承担责任:"救济餐桌或者其他公益组织提供的帮助,根本无法替代社会福利国家的功能。公民的义务投入,并不能免除国家对国民应尽的责任。公益行动不能根除贫困,只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受助人群的窘境。保障国民的基本生存,是国家的任务,是国家不得推卸的任务。"

毫无疑问,如果现在取消类似救济餐桌这样的援助,对众多穷人来说肯定是雪上加霜。但同时,人们需要甚至依赖义务组织的救济餐桌这件事本身,却是应当引起人们警觉的。救济餐桌以及其他救助组织的成功,最后甚至可能会导致人们对社会福利国家的丰功伟绩产生质疑,因为无数义务工作者虽然帮助了需要帮助的人,但却也减轻了政府和社会亟待完成的任务,即寻求解决这些社会问题的根本性方案。

作者:Marco Gerbig-Fabel 编译:施彦

责编:谢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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