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总理施罗德毫无妥协地要求国会支持派兵到阿富汗，并且以信任问题约束议会党团，要求本阵营议员必须支持这项决议，否则联合政府将面临瓦解的危险。一年之后，施罗德又毫无妥协地拒绝对伊拉克的战争。

德国一方面对美国表示毫无保留的支持，但另一方面却又是完全的拒绝，这看起来令人难以理解。其实，这两项决定都是德国人“自我解放”过程的一部分，这种“自我解放”也是施罗德政府的一贯政策。施罗德上台后的目标很明确，就是使统一后的德国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新一代德国政治家认为他们不再有纳粹时代的历史负担，德国应该在国际上扮演一个更重要的角色，也就是拥有全部的义务和权利。

这种自我意识首先必须在内政上获得贯彻。对具有和平传统的执政党以及施罗德总理和菲舍尔外长等人来说，这是一个令人痛苦的过程。施罗德和菲舍尔的红绿政府在执政初期就作出了派兵到科索沃的困难决定，两年后又决定派兵到马其顿。承担新的外交责任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911事件扮演了一个催化剂的角色，德国政府认为有必要快速而让人信服地采取行动。事实上，德国政府也没有犹豫太久，施罗德以强硬的手腕取得了外交自主权。德国证明它是忠实的盟友，并借此为对美关系的自我解放创造了先决条件。

德国新的外交政策并不是按部就班的实施，而是以极快的速度在改变，结果造成了一些策略上的失误。许多的决定，特别是施罗德的决定，往往都是在困境中或是即兴作出的。施罗德在选举中以完全反对伊拉克战争为诉求，这是错误的，因为这阻挠了德国发挥进进一步影响力的机会。如果当时德国政府能更聪明地运用它的外交分量，那么德国的批评将被更严肃的对待，而且也会取得正面的效果，从而不会导致当时所有的外交渠道都被封闭。

德美两国关系不应该长期受到影响，这一认识首先要归功于伊拉克战后局势的发展和布什政府政策失误。布什已经认识到，美国还是需要德国这位盟友。

布什的这一认识是与德国之前所做的贡献分不开的。德国通过科索沃、马其顿和阿富汗的维和使命证明它可以担负起国际责任。德国也将在伊拉克重建问题上扮演一个角色，因为这也符合德国的利益。德国的外交政策已经学到，要获取利益，是必须付出代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