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第14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週三（7月2日）在达兰萨拉发布声明称：“我根据民众的诚挚愿望，决定延续达赖喇嘛尊者的转世传承。”此前，达赖喇嘛在2011年曾主张，由信众决定是否延续达赖喇嘛的转世体系。
声明表示，过去14年以来，藏传佛教各大宗派的领袖、西藏人民议会及藏人特别大会、藏人行政中央、民间团体和各地华人信众，皆恳请他延续达赖喇嘛尊者的转世体系，“尤其是来自西藏境内的藏人团体及个人，透过各种渠道，皆以口述或书面等各种形式诚心祈求，必须延续达赖喇嘛尊者的转世体系。”
达赖喇嘛的继任计画对于藏人抵抗中国政府、维护身分认同，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
达赖喇嘛声明表示，寻找、认证转世之重任将由达赖喇嘛的喇章-噶丹颇章信托基金之董事会负责，并按照历史传统寻访、认证。他强调，除了该项转世机制外，“任谁皆不具备认证转世的正当性，这一原则永远不会改变！”
达赖喇嘛首次暗示转世制度会延续
达赖喇嘛7月6日将迎来90岁大寿，西藏宗教高层2日在达兰萨拉展开一连3天的宗教会议。达赖喇嘛虽然没有亲自出席，但在会议首日透过影像发布该声明。西藏宗教高层可能会这3天的会议期间，进一步讨论有关事宜。
达赖喇嘛週三的说法可预期将激怒中国。中国长期声称西藏是其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主张只有中国政府有权批准下一任宗教领袖。中国坚称，转世灵童必须在中国藏区寻找。达赖喇嘛则敦促信众拒绝北京挑选的转世人选。
达赖喇嘛在1959年西藏抵抗中国统治的起义失败后，逃往印度。盡管他主张“中间道路”，不寻求西藏独立，但中国仍视达赖喇嘛为危险的分裂分子。
此前，达赖喇嘛曾经表示过，他的继任者将诞生于“自由世界”，也提过可能是一位女性。
许多观察人士认为，最终可能出现两位达赖喇嘛转世者，一位是由北京任命，另一位则是由忠于现任达赖喇嘛的转世体系任命。
一名流亡达兰萨拉、不愿具名的藏人告诉DW，“两个达赖喇嘛”就像之前的班禅喇嘛事件一样，藏人不会迁怒于中国指定的班禅喇嘛，但绝对不会承认、尊重他，“放在达赖喇嘛转世的情况上也是一样”。
70年前的10月7日，西藏昌都战役打响。由于藏军和解放军之间兵力及战斗力悬殊过大，藏军主力被消灭，这最终也直接导致西藏噶厦 被迫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西藏的主权。
图像来源: Three Lions/Getty Images1949年11月23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指出：西藏问题，应责成西北局担负主要的责任，西南局则担任第二的责任。彭德怀收到电报后派第一野战军政治部联络部部长范明进行调查，后来发现从西北入藏难度甚大，完成入藏准备需要两年。彭德怀向毛泽东汇报调查结果之后，毛泽东决定，将进军西藏的重任改交给了第二野战军。
中国问题专家威格尔（Oskar Weggel ）描述的昌都战役在阳光普照但却又是寒冷无比的10月的一天爆发。解放军多个师一同向青藏高原进发。
解放军在进军西藏的过程中，比起来同藏军之间进行的战斗，克服恶劣的自然条件和改善极其缺乏的基础设施显然要更困难得多。
农牧社会的西藏原本只拥有极少数适合载重交通通行的现代化公路。图为解放军在西藏修建水泥公路。
图像来源: Xinhua/Imago Images 1950年10月7日，昌都战役在解放军同无论在兵力到装备都明显落于下风的藏军之间展开。近两周后，10月19日，2700名藏兵缴械投降。据记载，在这场战役中，解放军和藏军的伤亡人数分别为114人和180人。昌都战役之后，藏人放弃了武装抵抗。
昌都战役的失利让西藏噶厦政府别无选择。1951年5月23日， 西藏噶厦政府派出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的代表团在北京签订《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 （简称《十七条协议》）。 随后，当时年仅15岁的达赖喇嘛决定暂不离开西藏，并于1951年10月正式同意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
1954年，十四世达赖喇嘛首次在北京拜访毛泽东。当年9月，他以西藏代表的身份参加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但这一切只不过是幻象。此后不久西藏起义运动受到镇压，1959年，达赖喇嘛流亡印度。在这之后，文革期间西藏文化遭到大规模破坏，西藏的自治地位也越来越弱。
边巴次仁警告中国勿干涉转世程序
在週三宗教会议的媒体记者会上，西藏流亡政府、藏人行政中央的司政边巴次仁表示，世界各地的藏人“以虔诚的心提出恳切请求”，希望达赖喇嘛的转世地位能够继续保留。
他说：“面对如此强烈的请求，尊者表现出了无限的慈悲，并最终同意在他90岁生日这个特殊时刻接受我们的呼吁。”
边巴次仁也批评中国持续打压西藏：“如果你看看中国政府在西藏制定的所有政策和计画，全部都是针对摧毁藏民族身份而来。他们的信念是：如果没有民族，就不会有民族问题。”
他并警告中国，不要干涉达赖喇嘛的转世传承程序，称这是“独特的藏传佛教传统”，“我们不仅强烈谴责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用转世这个话题谋取政治利益，而且绝对不会接受这种做法。”
1959年3月10日，有关达赖喇嘛可能遭到绑架的消息传出后，抗议活动激化为暴力冲突。3月17日，以妇女为主的数千示威者聚集在布达拉宫门前，抗议共产党政权的占领和压迫。几个小时之后，武装冲突爆发。
图像来源: AP1959年3月28日，中国国务院发布命令，宣布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代行西藏地方政府职权。任命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为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代理主任委员。当年21岁的班禅喇嘛对中共不乏好感。
毛泽东将达赖喇嘛出逃看作是一个将他定义为叛徒的绝好机会。一周之前，毛泽东已笔头指示：如果达赖喇嘛与他的随从一起逃跑，“我军一概不要阻拦。”1959年3月21日，也就是逃亡的第四天，23岁的达赖喇嘛翻越惹嘎拉山口来到藏南。
当流亡印度的达赖喇嘛在阿萨姆获得友好的政治庇护后，中印关系更由紧张转为敌对。
西藏的武装力量无法抵御中国人民解放军。但西藏的险峻地形构成了一道天然的屏障。因此，中国军队必须为进藏修建新的桥梁。直到1954年，从原属西藏的安多地区（今青海省）到拉萨的第一条公路才正式修通。
作为回访，达赖喇嘛于1959年9月4日前往新德里的尼赫鲁府邸做客，与尼赫鲁的女儿英迪拉·甘地进行了交谈。
西藏起义之后，许多藏民追随达赖喇嘛，历尽险阻，长途跋涉逃往印度。
1951年，拉萨政府与北京方面签署《十七条协议》，被迫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接受“人民民主社会”的改造。作为条件,中央政府允许西藏在改革上实行较长的过渡期。协议也规定西藏将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保持西藏现行的制度不变。1954年9月，十四世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入京参加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
1959年4月，中国方面加强了中印边境的驻军，并封锁了通往尼泊尔和克什米尔拉达克的关口。西藏起义使得一直处于紧张状态的中印关系一触即发。1959年8月和10月发生在边境一带的武装冲突更使双边关系雪上加霜。
1959年三月底，一群藏人在印度边境城市噶伦堡（Kalimpong）举行抗议
从1956年开始，西藏的社会主义改造和针对“达赖集团”的斗争进一步深化，尤其以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为甚。越来越多的藏人起来反抗汉人的统治。1959年3月10日，有关达赖喇嘛可能遭到绑架的消息传出后，抗议活动激化为暴力冲突。3月17日，以妇女为主的数千示威者聚集在布达拉宫门前，抗议共产党政权的占领和压迫。几个小时之后，武装冲突爆发。
在1954年10月13日召开的首届人大会议上，中国国家主席毛泽东与达赖喇嘛向外界展示了友好融洽的关系。毛泽东一直清楚地知道，“西藏问题”不能单纯以军事方式得以解决。然而，他低估了西藏历史和文化的特殊性，这一错误为1959年爆发的西藏起义埋下了伏笔。
1959年3月17日，正在罗布林卡夏宫内的达赖喇嘛听到附近传来枪声，决定出逃。与此同时，解放军在拉萨河谷向起义者开火。
一扇木板门标志着印度与西藏之间的边界。摄于1959年4月初。
为了防止暴动规模扩大，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1959年3月20日决定向西藏增派部队，发起“全面反攻”。
1949年，中国共产党取得内战胜利后开始制定将西藏从政教合一的旧有制度中“解放”出来的初步计划。当时，西藏实际上处于政治独立的状态。为防止西藏的独立地位在国际上得到承认，毛泽东很早就意识到要尽快解决“西藏问题”，推进中国的“统一”。1950年10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向西藏进军。
不久，西藏起义被镇压。这张图片摄于3月21日，画面上的起义民兵正在等待被押往监狱。
西藏起义者在拉萨向解放军缴械。这张图片的拍摄时间不详，1959年4月13日由纽约一家图片新闻社首次发表。
达赖喇嘛获得政治避难许可之后，于1959年九月首访印度首都新德里，并在那里受到了热情接待。在西藏起义发生8个月后，中印这两个在50年代交好并共同从中获益的邻邦变成了敌人。
1959年3月，大批西藏难民抵达印度米萨马里的过渡性营地。
尽管如此，达赖喇嘛及其随从仍然受到追踪。在贴身护卫及“四水六岗护教志愿军”的护卫下，达赖喇嘛于1959年3月31日越过了中印边界。
1959年4月24日，印度总理尼赫鲁前往喜玛拉雅山脚下的穆索里会见达赖喇嘛。此前几天，也就是4月18日，显然受到印度支持的达赖喇嘛要求西藏从中国独立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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