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 习李新政府3月执政以来，在经济政策上有哪些特点？

费多丽（Doris Fischer）: 目前我们得到的信号仍是不一致的。显然，新政府试图摆脱过往过分重视增长率的习惯，也大张旗鼓地要反腐。同时，新政府也尝试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建立法制、环保等框架条件。

但中国新政府内部意见并不一致。习李上台，要实行经济改革，开辟新的增长之路。前一届政府也这么说过。关键是，这条路怎么走。许多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应当从过去十年对国有企业的大规模干预中退出，建立良好的经济秩序。政府内有支持者，但也有其他利益的代表。所以，中国政府一方面试图听取经济界的意见，以经济发展的利益为导向。他们对外国直接投资下降感到担心，建立机制，每年与跨国投资者举行对话。但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尚未制定出良好的秩序政策，以提供市场竞争的框架条件。他们与经济界巨头联系十分紧密。我个人对于新政府能否成功出台良好的框架条件，心存质疑。

今年10月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以及年末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之后，新政府的经济改革具体内容就应当对外公布了。届时，党的换届已经一年，新政府上台也已经半年多。这也是中国特色，新政府上台时还没有自己的经济政策。所以目前还是不透明的状态。我也听中国的同行说，领导层有人希望推行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但他们能否成功，能走多远，还是未知数。

德国之声：李克强是经济学专业出身，能否期待他推行更为切实的经济政策？

费多丽：中国政府和党内成员背景不同，利益不同。李克强一呼百应，这在中国久已行不通。要改革，他必须争取多数人支持，在领导层内达成共识。中国领导人不单有技术官僚，还有经济出身的人，这的确引人注意。李克强通常被视为支持"秩序政策"的人（编者注：秩序政策Ordnungspolitik与国家直接干预相对，指维护和保障经济生活的法律与机制）。但习近平在经济政策上的立场，我们所知甚少。

总体而言，中国政治家的立场，外界很难得知。他们很少披露个人观点。中国政府内部的路线之争，我们只能间接了解，并不像德国政治家在媒体、脱口秀节目上直接阐明观点、相互辩论甚至攻击。中国政府则对外显示强大的一致。我们必须很仔细地分析一些细节。所以我们并不知道，在一些具体的经济议题上，习李二人的看法究竟如何。我们只能从他们过去的从政经历进行推测，比如，李克强可能对经济适用房这样的议题比较感兴趣，因为他可能更关注社会福利。

因此，有时听一听中国官方智库经济顾问之间的讨论，很有意思，因为可以听到不同的立场观点。我们并不知道这些观点背后有哪些政府官员支持，但是，我们可以知道观点的多种多样，并且在讨论过后一段时间，从政府在决策上的反应中，一见端倪。

德国之声：新政府要施行经济改革，您觉得最重要的任务是什么？

费多丽：在我看来，亟需改革的任务之一，是从法治上保障市场竞争的机会均等，特别是在那些与政府有密切关系的企业、以及与政府没有密切关系的企业之间。这不单是指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政府对不同企业、不同行业的区别对待，是个严重问题。此外，不同地区、不同级别的企业也有不同的待遇。再就是腐败。

德国之声：有专家认为，中国新领导人会允许经济增长率的底线降至7%，这是否会带来就业不足和社会不安？

费多丽：多高的经济增长率，才能保障新增劳动人口就业，相关数据，来自一个较久以前的研究。中国经济增长放缓是一个自然趋势。与此同时，中国劳动人口的增长也在放缓。当然，就业仍是个严峻问题。中国领导人希望开辟新的增长之路，其主要想法是，摆脱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依赖，增加对有专业技能的劳动力的需求。8%还是7.5%还是7%，并没有一定之说。

关键是，过去中国政府有一个条件反射，一旦增长率下来，就通过投资刺激经济，地方政府也是如此，不管投资是否有效率。中国政府到现在仍在与金融危机时期刺激经济方案留下的债务作斗争。所以，现在不再确定一个最低增长率，或者就算有，也是比以前更低的增长率作为底线，是有意义的。

德国之声：您怎么看新近围绕中国光伏产品反补贴关税的争议？

费多丽：欧盟方面认为，中国政府对光伏产品进行补贴，是一种战略。中国中央政府予以否认，在我看来，并非全无道理。这还是一个中国经济秩序的问题。中国地方政府在信贷、税收、工业园区各方面大力扶持出口工业，并没有意识到从国际角度看这是一种补贴。金融与光伏产业危机后，由于中国经济秩序的相关框架条件，地方政府有权限对光伏企业予以扶持。所以，欧洲的光伏企业更容易倒闭。

采访记者：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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