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伯尔基金会出版的这本文集收录了徐友渔、崔卫平、秦晖、傅国涌、李昌平、贺卫方、于建嵘、展江、胡鞍钢、刘军宁和俞可平这11位中国知识分子的新近文章。

德国杜伊斯堡大学教授黑伯勒、中国清华大学教授秦晖、中国社科院学者于建嵘参加了在法兰克福书展举行的相关讨论会。

"没有要求彻底推翻整个制度"

黑伯勒教授表示，这本文集展示了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对于中国该走怎样的道路，有着多样而不同的看法。黑伯勒教授说，从文章中也可以看出，中国知识分子对于由国家实行的改革进程缓慢十分不满，但是，他们绝没有因此而要求彻底推翻现存的整个制度。

黑伯勒教授同时回顾了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所发挥的提醒当权者矫正错误路线的作用，以及1949年之后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1957年的运动以百花齐放为口号，呼吁知识分子对党、政府和国家的错误进行纠正。然而，这一呼吁发出后仅数周就掀起了反右运动，直言不讳的知识分子受到无情的惩罚。这场运动使得中国知识分子很长一段时间里折断了脊梁。他们沉默下来。这种情况直到70年代末、80年代才开始有所转变。"

"当局想试一下，没有互联网行不行"

清华大学教授秦晖收录在文集的文章是关于经济危机背景下，中国与世界的互动。但在讨论会上，秦晖教授也对主持人和观众提出的诸多其它问题给予了精彩的回答。在问及互联网对当代中国社会的作用时，秦晖教授表示，在"邓玉姣案"等事件中互联网扮演重要角色的同时，当局对互联网的管制也更为严厉。他提到他所参加的9月份法兰克福中国讨论会的风波，以及那之后他所撰写的一篇在互联网上广为流传的相关文章。秦晖教授说，中国国庆加大互联网管制期间，他的这篇文章在网上受到普遍封锁，但国庆后文章又能看到了。除了特殊时期之外，他还提及互联网封锁的特殊地区，比如7·5事件之后的新疆。秦晖说："据我所知，新疆不久前就曾试验过全部取消互联网。实际上我觉得这个也是暂时的。但是我觉得，我们的当局还是想试一下，如果没有互联网行不行。一旦需要的话，是不是取消也无所谓。"

"法制的核心在于政府守法"

在问及中国法制存在的问题时，秦晖指出，核心在于公民权利与政府守法。为什么强调政府守法呢？秦晖说，中国传统文化对于法有着独特的观念，法家强调的是，老百姓要守规矩，国家要制定非常详细的法律，来规范老百姓的行为，--当然也用来规范各级官吏的行为，但最高领导人的行为是没有人去规范的。但这样一个法制造成的后果是：只有从上到下的管制，没有从下到上的制衡。

秦晖教授说："中国这几十年一直有一个现象，就是只要一谈到法制，往往就被解释为要管好老百姓。我们经常有一个说法，叫几部门联合执法。比如说，在城里头发现了几个农民工盖的棚子，也就是Slum(贫民区)，马上会出动一大堆什么公安、工商、城建哪，通常的说法叫"五部门联合执法"，然后就把这些老百姓都给赶走了，把他们的房子拆掉，或一把火烧掉。这个也叫作法制，但在我们看来，却恰恰是一种破坏法制的行为。所以我觉得，中国在谈到法制的时候，公民权利是一定要注意的。否则的话，谈法却往往是破坏法。"

"民主从来都不是选举圣人的"

讨论会上还有德国观众提出如何看待台湾民主的问题，秦晖教授表示，他认为，台湾是华人社会实现民主转型的一个非常成功的范例，因此当然会引起大家的关注。秦晖教授说，以前很多人都说华人由于文化等各种原因，是不能搞这一套的，或者如果要搞，代价一定非常之沉重。

秦晖教授认为，恰恰对这种说法，台湾给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例证。 他说，后来陈水扁被抓，人们又出现了截然不同的看法，"有的人说，你看，民主还选出来了个贪污犯！可是我们都知道，民主从来都不是选举圣人的。民主的要义就是制约统治者，统治者犯了罪，要抓起来。我觉得台湾恰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证。我尤其觉得震撼的是，即使在陈水扁还在位的时期，--他作为总统当然有豁免权，总统在位时你是不能起诉他的，这也是法律的规定--，但是他的家人，在他在位期间，就已经被起诉了，甚至被抓起来了。这个在大陆是无论如何不能够想象的。然后说，陈水扁贪污，要他把所有的发票拿出来，一张一张核对。--我心想我们中国大陆，你别说总统了，就连生产队长，你能去查他的发票吗？当然不是说他的上级了，而是一般老百姓。"

秦晖教授说，现在中国对于民主有很多不同的看法，这也是多元化的正常现象。有的人经常谈及台湾民主的所谓"乱象"。但秦教授认为，横向比较，与亚洲乃至欧洲国家相比， 如果说民主化过程中有些混乱的话，台湾其实是很少的。

中国社会的"刚性稳定"

中国社科院农村问题学者于建嵘介绍了他在文集中重点阐述的中国社会"刚性稳定"这一概念。他表示，中国目前每年发生约9万起群体性社会事件，这些事件可以分成三类，一是工人、农民维权，这类抗议的特点是要钱不要政权。于建嵘说，这类抗争约占所有群体事件的80%，而且是"以法抗争"，不会突破法律底线。第二类是所谓的"泄愤事件"，于建嵘举了瓮安和石首的例子，人们倾泻其怨愤和不满情绪。他认为，泄愤事件来得快，去得也快，因此也不会影响中国社会的根本稳定。第三类是有组织的犯罪。

于建嵘表示，在中国政府强大的管制力量之下，中国社会处在一种"刚性稳定"的状况下，"这种刚性稳定有着巨大的风险。但到目前为止，我的结论是，中国政府对这个社会的控制能力还是存在的。就是说，只要改革，只要改革我们的司法制度，只要确定我们的基本权利，通过司法改革，我认为，这些问题是可以发生一些转变的。"

同样题目的讨论会还将于10月19日在柏林再度举行，除秦晖、于建嵘两位学者之外，中国媒体学者展江按计划也将出席届时的讨论。

作者：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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