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您对1939年9月1日有什么样的回忆？

雅各布森：我那时还是毛头小伙子，还在上学，我对那时的体验完全是学校生活里那些。而长期留在我的记忆中的是：我们中了宣传的毒，大家全都认为，我们必须抵抗波兰保卫我们的祖国。那是宣传。您必须想象一下一个14岁的少年和他的朋友围成一圈的情形，这幅图画至今还在我的脑子里。而我们大家都失望了。为什么呢？战争开始在我们不能参与的时候，因为我们还太小，而我们当然也想保卫祖国。我清楚地记得一个朋友在我面前说：但愿战争能延续得长一些，让我们也能够参加。这就是我所经历的1939年9月1日。

德国之声：您当时是怎么看德军占领波兰的？

雅各布森：在那场短暂的战争后，也就是那著名的18天后，我们认为，波兰暂时被我们占领了，但是不会归属于德国，而是波兰成了一只棋子。至于后来在波兰发生了什么，也就是我后来得知的并写书发表的，那些一个个罪行，具体的细节-那时我们一点都不知道。

德国之声：您认为战争带来的第一个能够感觉到的变化是什么？

雅各布森：我17岁当了兵，马上就到了波兰的奥古斯托沃。我在那里一直待到接受完培训。我是候补军官，战争结束时我成了军官，然后成了战俘。

德国之声：您在波兰期间的关键性经历是什么？

雅各布森：我一开始跟士兵没有过正面接触。我们只跟波兰农民做贸易。您知道是怎么做吗？我们从我们的军营里偷了被子和短袜，卖给波兰人，他们就给我们肥肉和他们自己做的烧酒，叫Samogonka。波兰人，波兰农民，是我们的贸易伙伴。不过仅仅是这种关系。这是无可厚非的。

德国之声：希特勒跟斯大林的条约至今仍然是波兰人心中的创伤。德俄阴谋的创伤至今仍深深地扎在波兰人的意识里。德俄新项目，比如现在的波罗的海天然气管道项目，又将波兰人的恐惧再度唤醒。波兰人的这种敏感是过分的吗？是可以理解的吗？

雅各布森：就象这种恐惧在部分媒体中体现出来的那样，它被一些人过分地夸大了。这里政治起着作用。这是众所周知的游戏规律，如果要指责对手，说对手有这方面的问题那方面的问题，人们往往就采取重提一些在内政上可以为自己所用的夙怨的做法。我一点都不害怕，一点都不担心。我们现在跟波兰有着那么牢固的伙伴关系，有那么深的友谊，建立了那么多的联系。我们通过德波基金会每年都迎来一些奖学金生。这种恐惧是夸大了的，片面的，多半被用来告诫一些政治阵营：德国人始终还是危险的，你们必须注意了。其实我们这儿谁都不用担心。

德国之声：德国对波兰非犹太人犯下的罪行直到现在才慢慢地成为德国的一个讨论题目。您认为，这种认识为什么会如此姗姗来迟呢？

雅各布森：我们等了很长时间，直到部分存在美国的资料全部送到德国来。然后我们要费劲地啃透这些资料大山。现在我们终于可以说那时都发生什么了，即，犯下罪行的不光是党卫军和警察，也有一部分国防军官兵参与其中。而很长时间来我们一直说：在波兰，那是一场正常的战争。是的，不错，士兵在波兰没有杀害那么多人，不象后来向俄罗斯进军的途中或者其它地方。但我们通过最新的出版物，包括华沙一个研究所的一份很有意思的研究报告得知，那时已经初步动用了民族灭绝措施。我们根本就没有理解，是我们发动了那场战争，是我们进军波兰，吞并了这个国家，然后继续前进。这些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才慢慢变得清晰的。

德国之声：您自己是上世纪最大历史性灾难的时代见证人。作为一个人和一名历史学家，您从您的经历中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

雅各布森：通过我作为研究学者几十年的研究和著作出版，通过不间断地与曾被德国占领，部分受到可怕对待的那些地区的人进行接触，所有这一切，研究和经历告诉我，如果我们想想，当时死了6000万人的话，那么在今天，如何求生存就有一个很有意义的答案，这是唯一一个充满意义的实质性答案。这个答案就是：战争不能再被视为政治工具了。我们必须寻找其他的方法和道路。谢天谢地，我们找到了，比如欧洲共同体。为此，我们庆幸波兰也在这个共同体里。我们今天面对的任务局部而言比以前的任务更巨大，而这些任务只有在我们携起手的情况下才能完成，只有携起手来，我们才能拿出迎接这一挑战的答案。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也是我始终追求着的：永远不能象当时诱骗我们那样去诱骗年轻的一代，这种事情永远不能再发生。

作者： Barbara Coellen / 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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