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结束80周年 纳粹追责接近尾声
2025年5月8日
(德国之声中文网)除了一些罪魁祸首之外,纳粹杀人机器中一些“较小的齿轮”——协助谋杀者也有人受到追责。比如2022年被判有罪的Stutthof集中营前秘书弗尔希纳(Irmgard Furchner)。去年终审维持判决时,她已99岁。弗尔希纳于今年1月去世。她被判在一万余起案件中协助谋杀。
促成这一案件审理的首席检察官维尔(Thomas Will)向德国之声表示:“我们的任务仍是搜寻须面对审判的人。我们仍在继续调查集中营的情况。每座集中营都仍有大量可能仍在世的责任人,是我们过去没有发现的。”不过,随着年深日久,如今仅出生于1925-1928年的责任人还可能被追责。
追查责任人身份难
一位如今已百岁的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前看守受到在3300余起案件中协同杀人的指控。对维尔及其团队而言,二战后近80年找寻这些纳粹罪犯的踪迹,非常困难。因为仅在极少数情况下,这些人员的出生地、出生时间都在材料中。很多时候,调查人员只看到一个名字。
自1958年12月1日,纳粹罪行清查中心(die Zentrale Stelle zur Aufklärung von Nazi-Verbrechen)开始工作以来,共收集178万张写有姓名、犯罪地点、所属单位的个人资料卡。德国检察机关和法院共进行了近19000起案件的审理。除了在德国国内,也借助申根信息系统以及国际刑警组织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搜捕,因为许多纳粹凶犯移民国外。
谋杀没有追诉期
对一位100岁的人进行审判,还有多大意义?他们时常已失去接受审讯的能力。维尔表示,答案是明确的。“宣判有罪本身就已非常重要,即便是迟来的。此外,对于受害者家属而言,其意义更是极大的。”
维尔批评说,德国在二战后对纳粹罪犯的宣判太少。他表示,原因之一是普通的刑法不足以追查国家大规模犯罪的责任人。此外,当时的基本立场是,除了罪魁祸首之外,其他是被纳粹误导的协从者。
民间的“纳粹猎手”
除国家机关以外,个人的努力也推动了对一些纳粹凶手的法律追究。比如,在欧洲颇为知名的克拉斯菲尔德夫妇(Serge Klarsfeld,Beate Klarsfeld)就经过多年努力,找到四名纳粹战争罪犯及帮凶的下落,并促成对其绳之以法。比如,有“里昂屠夫”之称的1942-1944年里昂的盖世太保头目巴比(Klaus Barbie),以及将76000名犹太人、其中包括11400名儿童从法国送入集中营的里什卡(Kurt Lischka)和哈根(Herbert Hagen)。
克拉斯菲尔德夫妇于2015年获得德国联邦十字勋章。
他们的努力也为1979年7月3日德国议会一项历史性决定奠定基石:经过近20年有关纳粹罪行追责的辩论后,德国联邦议院决定,谋杀、种族清洗不允许有追诉期限。
战后的追查
1945年至1946年,纽伦堡审判对20余名纳粹主要战犯进行审理。
但是,如何对约850万纳粹党成员进行所谓“去纳粹化”?
盟国同意,顶尖的政治和社会职务必须由致力于民主原则的人,或至少接受民主原则的人担当。
但具体过程中,各占领国采取了不同的做法。
美国在其占领区内进行了非常繁琐的程序。他们向所有成年人发放了一份问卷,上面有131个问题,以此将德国人划分为五类:主要罪犯、有罪者(通常是与政权关系密切的官员或军人)、罪责较轻者、跟风者、无罪者。
现代历史研究所(Institute for Contemporary History)的帕尔姆(Stefanie Palm)向德国之声表示,仅1.5%的人被定性为主要罪犯和有罪者。
该历史研究所的戈托(Bernhard Gotto)向德国之声表示,在苏联占领区内,处罚力度更大,所开除的人数更多。比如,80%的法官因纳粹党成员背景被开除。只不过,他们往往被忠于东德政府的所谓“人民法官”代替,后者没有司法专业能力,时常作出不公正的判决。
此外,除纳粹罪犯外,苏联秘密警察也将政治对手送入关押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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