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天，接近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艾伯特基金会在柏林举办了一个研讨会，讨论高级人才流动对来源国和接收国的影响以及接收这些人才的政治框架条件，特别审议了德国联邦政府为吸收信息技术人才而制订的绿卡政策。

明斯特大学向大会递交了他们的一份调查报告。报告中说，过去人们把发展中国家人才来到其它国家称为“人才流失”，把这些人才移民、定居和融入接收国社会看作是一个单向的过程。现在看来，这是一个循环的过程。越来越多的现象表明，过去从发展中国家移民国外的精英又回到自己的祖国，“人才流失”变成了“赢得人才”，也就是收回了失去的人才资本。调查报告的统计数字表明，在接收人才的国家内，从高级人才中的外国移民比例来看，人才流失的国家大多为中美洲和非洲国家（尤其是阿尔及利亚、加纳和塞内加尔）。相比之下，伊朗和土耳其以外的亚洲国家人才流失较少。欧洲经济合作发展组织的国家高级人才的移民比例很高，超过25％，最高可达50％，使人们担心，这些国家可能出现“失血”现象。而另一些主要的人才来源国，如中国、印度、韩国、伊朗、菲律宾、台湾和墨西哥的高级人才，虽然在接收国、尤其在美国拥有很高的绝对数字，但他们在自己国家的高级人才中只占有相对小的比例。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在投资相对安全的国家，如台湾、中国、印度和韩国，已出现了重新赢得人才的征兆。这些国家大力延揽海归人才。

过去，发展中国家是工业国的加工车床，今天成了工业国的“人才库”，也就是“教育车床”。所以，移民越来越成为工业国调节结构政策和经济政策的手段。科学家们认为，只有把移民和开发援助措施交叉起来，才能找到一条走出困境的出路。对德国来说，有一个负面的例子可以作为历史的教训：自七十年代以来，德国以开发援助基金建立并资助了位于印度马德拉斯的一个培训中心，但那里的大多数毕业生并没有到德国来，而是去了美国，使美国九十年代从中获益不小。由于延揽和交换高水平的劳动力对经济发展具有日益重大的意义，德国政府三年前开始为延揽外国信息技术人才执行的绿卡政策就是为了使政治框架条件适应变化了的挑战，拟定新的移民规则。

到2003年7月为止，共有15000名专家通过绿卡政策来到了德国，其中来自印度的人数最多，有3600人，占第第二位的是罗马尼亚人，第三位来自独联体各国。值得一提的来自北非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和埃及等国的400多名专业人员。至今年九月份，这些人员中有400人次短期失业。根据有关部门提供的情况，现在失业人数为150人。45人又返回了祖国。在为有发展前途行业、科研和革新而争取专家和人才的国际竞争中，绿卡政策是一次尝试，本来应该为制订德国的移民法奠定基础。但是移民法草案遭到反对党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的拒绝。对于外国专业人才来说，困难的不是工作许可，而是居留许可，因为各州的做法不同。

不过，在柏林的艾伯特基金会会议上，也有人指出，在有控制的移民和更好利用自身资源之间，必须找到平衡点。这里有促进妇女就业和为家庭与就业创造协调条件的问题。对移民的高级人才，应给予更多发挥自己才能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