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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当道法律缺席: 台湾接济中国难民的矛盾处境

2019年6月20日

6月20日是世界难民日。这天,台湾人权团体再次召开记者会呼吁政府尽速通过难民法立法。在没有难民法的台湾,难民的接济目前主要靠不成文的惯例支持。曾经为中国难民提供担保的曾建元教授向德国之声解释了整个过程。

Gruppe für Menschenrechte Taiwan
图像来源: Taiwan association of human rights

(德国之声中文网)基于中国的政治形势,有些人在中国境内遭遇政治打压,不得不走上流亡之路。这样的人一旦被遣返回中国,有可能面临人身安全风险。 台湾作为语言相通但相对自由的土地,成为这些人第一个会想到的避难所。 然而,缺乏难民法的台湾,也缺乏一个完整的法律机制,去决定应该如何处置寻求庇护者,这使得维护人权的责任大部分落到民间团体或是善心人士的肩膀上。

年初,滞留在桃园机场的两位中国异议人士颜克芬与刘兴联,因为始终无法获得民间团体的担保,而在机场管制区内滞留了四个多月。 虽有善心人士向他们提供伙食,但是不间断地在机场里面被空调吹着,让他们的身体状况变得虚弱。 当时,华人民主书院的董事主席曾建元挺身出面担任担保人,才让他们能离开机场,入境台湾,等待第三国庇护。

曾建元向德国之声解释,台湾因为没有难民法,而产生一个矛盾:在《国家安全法》或《移民法》的框架下,一个没有合法文件却尝试入境的个人属于非法入境,或俗称的偷渡者,台湾政府应该予以遣送回出发地;但是另一方面, 台湾早在又已经签署了联合国的两公约-“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及“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相当于同意了国际法上的“不遣返”原则。 在这项矛盾尚未解决的时候,来自各个国家的难民仍然陆续前来台湾寻求庇护。 因此,长年下来,政府机关与民间团体逐渐形成一个惯例。 台湾出入境的主管机关移民署设立收容所让非法偷渡者暂时栖身,但如果有人愿意出面担保,个案才可以离开收容所,自由的在台湾生活。

颜克芬跟刘兴联曾经滞留在桃园机场第一航厦二楼四个月图像来源: DW/L. Xin-Lian

曾建元回忆道:“当时这两个个案他们到达台湾的时候,有非常多不利他们的信息传递到台湾来。 有可能是他们原先生活的泰国的政治情况比较复杂,再加上中共国安单位应用现代科技严密监控政治犯。 这些不利于他们的信息让经常出手救援的民间团体迟疑,希望有更明确的事证,才能放心出手援助这个个案。 ”

延伸阅读: 两中国人滞留台湾机场进入第四个月

事实上,在颜克芬与刘兴联滞留机场时,德国之声曾经采访援救过中国籍政治异议人士黄燕的机构“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 当时其理事长杨宪宏告诉德国之声,他们认为中国有意识在制造难民,为了避免接应到假难民,联盟内部自有一套机制。 在那个机制以外的人,联盟就会采取比较保留的态度。

担保人承担的风险

曾建元说:“我当然对于在网络上对他们(颜克芬与刘兴联)指控的这些事情,没有办法去证实或否证,可是他们确实是持有联合国所核发的难民证,这应当具有一定的公信力。 基于这一点,再加上当时已经快过农历年,他们也在机场待了四五个月,基于人道考虑总要有人出面帮助他们,所以我才愿意出面。 ”

担任保证人是存在一定风险的。 曾建元的担保相当于承诺台湾政府,颜克芬与刘兴联两人会遵守台湾的法律,也会在指定时间到指定的地点报到,以证实没有犯罪逃亡之虞。 他也必须保证,如果最后政府认定两人属于非法入境并决定遣返,两人也会尊重行政处分决定。 如果颜克芬与刘兴联最后违反了以上承诺,曾建元的保证金便会被没收,也会被处以罚锾。 曾建元在提供担保前刚结束他在政府机关的工作,处于没有收入的状态。 因此,最后他也向民间团体永久和平发展协会请求协助,才有办法支应颜刘两人的生活开销。

"需要机构整合资源帮助大陆政治难民"

曾建元说,仍然期待台湾政府应当是有能力担起责任的。 “最近这几个个案,我当然个人基于义气相挺,但我的经济能力是有限的,一两个我还没关系,但是人多的时候呢? 我是觉得需要有个机构去整合资源去帮助大陆的政治难民。 ” 他提到,台湾曾经有过政府资金支持的民间机构“中国大陆灾胞救济总会”,现在已经改制而去除掉接应难民的功能,他期盼曾经有过经验的这个组织恢复昔日业务,可能可以发挥整合台湾民间资源的作用。

虽然“中国大陆灾胞救济总会”曾经在1977~1988年间救助过过46艘难民船、超过2,000名难民,但是当时的作法是将难民安置在澎湖,为他们建造难民营,与台湾主流社会区隔开来。

长期关注人权的立法委员尤美女呼吁增加民众对难民的认识图像来源: Taiwan association of human rights

立法委员尤美女在呼吁立法院通过难民法的记者会上表示,当时的作法在现在的时空背景已经没有办法重现。 如果台湾要制定难民法,势必也要为“难民”这个身分去污名化,让台湾民众可以接纳难民融入到社会。

台湾难民法难以排入议程

在中国与香港的人权空间逐渐紧缩之下,台湾的立法态度将牵动着周围人们的命运。然而台湾政府虽然自诩为重视人权的亚洲先驱,但在推动难民法上,相对其他人权法律则显得比较不积极。

台湾人权促进会会长周宇修认为,这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担心难民会对国家安全角成威胁,第二个是觉得难民的问题在台湾案例过少,并不严重,所以没有迫切解决的需要。 对于前者,周宇修反问: “所谓的国安问题是你假设这个难民他装作是难民,然后跑来台湾似乎要去做某些事情,这样的说法并不会因为难民法通过与否,而就导致这些人物不会来做这些事。 ”

事实上,相对“难民”,“学生”的身分可能更容易被中国间谍利用。 台湾在没有难民法,一个人要获得法人或自然人担保来得到在台湾居留的资格,并不容易。 难民法立法建立标准程序也会有筛选机制。但是在大学林立导致“零分也能进大学”的现在,基本上只要支付学费,就会有学校给予入学许可,使学生获得签证留在台湾。 之前台湾政府曾经以《国家安全法》逮捕的周泓旭,就是以学生身分待在台湾,与台湾本土支持统一的政治团体合作,开展统一的活动。

延伸阅读: 台湾首宗“陆生共谍案”

虽然维权人士基于人权的立场,认为不应该用人数多寡来决定立法速度,但是现实上,台湾的人口主要都是华裔,民间对于难民的讨论也不显著,比起两岸问题、经济问题,处理顺位并不靠前。 这也导致虽然立法院对于难民法的条文都没有异议,却仍然迟迟没有排进二三读的议程。。 虽然现在目前为止,民间善心人士解决问题,但是这些机构本身也盼望政府为他们提供协助。

颜克芬与刘兴联在获得担保之后,到永久和平发展协会帮忙研究工作,在台北生活了三个多月。 到了五月,确定获得加拿大庇护,动身前往加拿大。从颜克芬准备出境时的自拍视频中可以看见,他把头发剪了,穿著也体面许多。颜克芬在德国之声联系他时表示: “感谢台湾方面对生活方面的人道主义帮助,感谢永久和平协会和曾建元教授冒着风险担保。并且感谢贝岭先生的住处。”如今他在高纬度的加拿大,周遭环境清爽空旷,因工作而奔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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