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我们的上级知情，并且都容忍酷刑。在我担任警察的许多年里，没有人因为刑讯逼供受到惩罚……"中国前警务人员郑谦阳（音）2014年2月曾经对人权观察（HRW）透露了中国执法机构获取犯罪嫌疑人口供的做法。

人权观察组织采访了包括郑谦阳在内的48名近期曾被拘留者、家属、律师和前官员，并于周三（5月13日）发表最新报告《老虎凳与牢头狱霸：中国公安对犯罪嫌疑人的酷刑》，指责中国警方对犯罪嫌疑人施加酷刑。这份长达145页的报告记述了中国警方如何在审前拘留阶段对犯罪嫌疑人实施酷刑和虐待，此一情况在中国仍相当普遍。

"尽管经过多年改革，警方仍对犯罪嫌疑人施加酷刑迫使其认罪，而法院对遭到刑讯逼供者定罪。"人权观察组织中国部主任理查森（Sophie Richardson）如是说。"除非犯罪嫌疑人在接受侦讯时有律师在场并获得其它基本保护，而且警方的虐待行为将被问责，否则这些新措施难以终止例行的酷刑虐待。"

2009-2010年，在中国警方对犯罪嫌疑人施加暴力引起严重不满后，中国政府出台新措施遏制执法不公和酷刑虐待的情况。上述措施包括司法和规章制度改革，例如禁止使用"牢头狱霸"管理其他被拘留人，并采取一些实际措施如对部分侦讯进行录影。

人权观察组织表示，当中国政府在2012年重新修订刑事诉讼法时，各界曾经怀抱希望，期待审前程序保障的加强能改善犯罪嫌疑人受到的待遇，例如制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禁止采纳通过刑讯逼供所取得的口供。中国公安部甚至表示，通过司法改革，刑讯逼供案的比例在该年大幅下降。

不留痕迹的刑讯逼供

尽管上述措施看似减少了某些酷刑虐待行为，新的报告则指出，部分警官找到了新方式回避新出台的保护措施。他们将被拘留者带离侦讯场所，或使用不留下明显伤痕的虐待方式。

"录影的审讯程序经常受到刻意操作：例如，部分警察并不会录下完整的侦讯过程，而是将嫌疑人带出拘留中心进行虐待，接着再将他们带回拘留所，录下他们招供的模样。"

人权观察组织还指控检察官和法官，在部分时候"忽视（被拘留者受到）虐待的明显证据，或未严肃对待（被拘留者）提出的指控，致使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成效不彰。"

人权观察组织认为，造成此类虐待的主要原因是嫌疑人在没有警方同意的情况下，难以与律师、家人和医师取得联系。该组织指出，其它的原因包括中国刑事司法系统"提供了警察虐待嫌疑人的机会，并赋予其凌驾司法的庞大权力，阻碍问责制的成型"。

维权律师唐吉田此前接受采访时曾对德国之声表示，尽管中国法律禁止刑讯，而且对使用警用器械有所规定，但滥用情况仍时有发生，尤其在针对法轮功信众或 访民群体时尤为明显，"在普通案件中（警方）可能会比较注意，但是在事关所谓‘核心利益'或者‘重大关切'，也就是统治者所在乎的事件或案件，那些所谓的规章制度就会失灵"。

人权观察的报告还点出主管拘留所的公安部所具有的影响力。报告写道："审讯时律师不被允许在场，嫌疑人无权保持缄默，这违反了他们不自证其罪的权利。检察官和法官鲜少过问或质疑警方的行为，内部的监察机制不牢靠。"

无罪判决比例偏低

人权观察表示，这份报告不只是根据采访撰写而成，其中还收录了对中国法院判决的分析。该组织研究了大约15.8万份法院网站在2014年1月至4月30日期间发布的判决结果，寻找嫌疑人自称受到警方虐待的案件。

报告指出，共有432份判决书中提到了嫌疑人控诉受到刑讯逼供，其中只有23份判决驳回了警方提出的证据，但并没有任何被告因此被无罪释放。中国法官鲜少做出无罪判决。2013年，估计在116万0000名刑事被告中，只有825人被判无罪，仅占总数的0.07% 。

人权观察组织的理查森表示："难以将如此频繁的酷刑虐待指控，与习近平主席声称的‘政府尊重法治'相互联系。"

理查森称，中国政府在2009年出台的措施是一种进步，但这些措施并未达到遏制刑讯逼供或防止错误判决等有效成果。

"如果政府无法针对刑讯逼供采取进一步措施，外界将对其改善公众对司法制度信任感的改革决心提出更大质疑。"理查森如是说。

中国政府声称被拘留者受到虐待的情况有所减少。今年11月，联合国反酷刑委员会将对此进行详细审查。

德国之声中文组编辑石涛也对本文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