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董事会议决定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2016年起生效。人民币由此成为像美元、日元、欧元、英镑一样的“世界货币”—国际储备货币。

国际货币基金总裁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在执董会会议做出上述决定后表示，这是中国经济融入全球金融体系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是对中国多年来在改革其货币和金融体系方面取得的成就的认可。她指出, 中国在相关领域的持续推进和深化将推动建立一个更具活力的国际货币与金融体系, 而这又会支持中国和全球经济的发展和稳定。

会前，这位前法国财长就已表示，人民币已经具备了必须的前提。本月初,美国财长雅各布·卢(Jacob Lew)也对中国副总理汪洋许诺说，只要中国货币符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标准，美国就支持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 。

权重占第三位

纳入SDR篮后，人民币的权重将仅次于美元和欧元,，超过日元和英镑。从2016年10月1日起，五种SDR货币的权重将分别是：美元41.73%，欧元30.93%，人民币10.92%，日元8.33%，英镑8.09%。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规定，一国货币要被纳入特别提款权中，必须符合可自由使用这一前提，且其发行国也必须是全球最重要的出口国之一。

路透社在其报道中援引多名市场分析人士指出，这是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的重要一步。一旦人民币成为了自主的国际性货币，中国就不再需要为了金融安全而储备巨额外汇，这些资金就可以用来投资。此外，国际化的人民币还有助于进一步开放中国市场，吸引全球的人民币资产前来储蓄。

国际化是“因”，入篮是“果”

华东师范大学金融问题专家黄泽民教授则认为，上述观点“半对半错”。他说，一方面，拥有了自己的国际化货币后，中国确实就不再需要常年储备高额的外汇了，“但是纳入IMF特别提款权一揽子货币这件事其实不如想像中的那么重要；固然这对公众的心理有着正面的影响，但是决定‘入篮’的是人民币的国际地位，而决定人民币地位的，则是中国经济的总体国际地位。”

而华东理工大学的宏观经济学者沈凌博士并不完全同意黄泽民教授的观点。他指出，人民币“入篮”，确实是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但是这一象征意义不容小觑。“一方面，SDR在全球央行储备中的占比不到3%，另一方面，它能够向市场发送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一旦人民币真正确立了国际流通、储备货币的地位，各国央行的外汇储备中，都会将一定比例的储备转化为人民币。当然这是一个长期的趋势，不是两三个月内就会立刻发生的。”

黄泽民教授则强调，不少媒体在“喧嚣”中弄反了因果关系：“不是‘入篮’推动国际化，而是人民币国际化推动‘入篮’。”他认为，人民币目前已经很大程度上实现了自由兑换，“对于一般的企业和个人而言，换汇几乎已经没有阻碍。当然，现在针对一些资本项，依然存在管制，但这只是局限在金融领域。”

利大于弊

而这恰恰是沈凌认为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尚有所缺失的地方。“尽管中国的出口贸易量已经非常高，但是资本账户的开放度却非常低。资本项管制一方面能为我们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竖立‘防火墙’，但是其代价却是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受阻。”

沈凌还指出，虽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SDR一揽子货币设定的“可自由使用”之前提人民币尚未完全满足，但“正如当初加入世贸组织一样，这可以倒逼我们改革。”

沈凌对德国之声表示，人民币国际化“有利有弊”，但是长期来看必然是利大于弊。“国际化的人民币，可以成为各国央行的储备货币、国际贸易的支付货币。中国的很多对外贸易，就可以直接用人民币计价，而无须再去用美元、欧元等第三方货币，让欧美不出力却得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