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对待瘟疫的做法不禁使人想起过去的事。党一向把因灾难和自己试验造成的死亡人数视为国家机密。即使在党早已对当时负有责任的领导人持保留态度的今天，仍然是这样。直到今天，人们对文化革命中的丧生人数还是一无所知。五十年代后期、六十年代初期，在以纯粹的革命干劲和优越的思想觉悟提高为社会生产总额而进行的大跃进中，千百万人饿死，其精确数字更无人知晓。这种缄默表明，共产党政策的对象并不是单个的人相加而成的具体数目，而是一个通过党的解释才合法存在的抽象概念，所谓的‘群众’。

在党的文件、尤其在毛泽东的文章中，我们一再可以看到‘群众’这个词。群众是共产党官僚机器支配下的人民，无论在计划经济、还是在资本主义经济下，群众都要接受党的管辖。首要是‘稳定’，因为一旦‘群众’失去了身上的镣铐、摆脱了贯有的体制，就有可能变成危险。这也正是共产党通过战争和内战推翻旧势力过程中得出的切身经验。在文化革命的混乱中，党之所以能保持自己的权力，是因为党自己发起了这场混乱。所以，对群众必须‘控制’。毛泽东说过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一如既往，仍然有效。”

文章继续写道，现在中国人不必坚信共产主义，但是不能怀疑党的领导作用。党具有控制真实情况的能力，例如“大跃进”灾难就曾被说成是自然灾害造成的后果。即使是自然灾害，也不能公布灾害的真实程度，因为党的合法性也在于党能够控制自然灾害，在“非典”问题上也是这样。文章写道：

“一些迹象表明，中国新领导人想与过去的一贯做法决裂，但是他们的幻想深深扎根于共产党统治体制中。当年的大饥荒是通过搞运动来解决的。今天当局也是通过运动来驱散对‘非典’的恐惧：组织自愿人员对地铁车站进行消毒、向居民发放中草药。今天，党仍然以意识决定存在的概念来改造世界，这样建成的世界往往带着家长式社会的面貌。可以想象，这种想法将在现实面前撞得粉碎，带来严重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