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就象中国的体制一样，中国的发展也一分为二：一方面是共产党僵硬的一党统治，其礼教和秘密权力中心至今仍然主宰党和国家的政策。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务实领导人想依照法律准则管理国家，使中国融入国际社会。温家宝总理的报告就明显地体现了这一政策。与其前任执行的一味追求增长的政策相反，他宣布要执行平衡的政策，要提高八亿农民的生活水平，不再只顾发展城市。这说明温家宝是一个讲究实际的人，他关心的是社会稳定。他的政府报告不再对台湾使用尖锐的语调，这并不说明他原则上拒绝对台湾使用武力，而是因为他知道，威胁只会加深台湾人民的不信任。北京的实用做法是变革的征兆，要求法制的呼声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已结合在一起。虽然中国在向法制国家前进的道路上仍然步履维艰，但是共产党想掩饰矛盾变得越来越困难了。”

商报报道了江苏私营飞达电钻厂的老板朱国平。他是共产党员、人大代表，是人们所说的“红色资本家”。商报说，就象许多经过精心挑选的私营企业家一样，朱国平也得到了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不过，这种政界与商界的结合往往给提供了孳生腐败的土壤：

“如果说过去是各级政府控制一切的话，今天的权利则掌握在一个集团的手中。在这个集团中，国家公务员与以前曾是军人、官员和国有企业老总的企业家们密切合作。国家把红色资本家提升为人民代表不仅可以在思想意识上控制他们，也可以把他们用于宝贵的宣传目的，作为改革橱窗中的模特，供西方欣赏。

这一发展趋势也推动了本来就已泛滥成灾的腐败。有好关系的人可以廉价获得土地，可以在私营化过程中廉价买下原为国家所有的机器和生产许可证。北京政法大学的杨凡估计，有四万亿美元的国家财产就这样转到了私人手中。

所以，批评家们认为，把保护私人财产写入宪法不过是变相为盗窃公众财产正名而已。2002年，经济犯罪增加了70%。2001年，北京的国家检察机关调查的120人中，有70人是国有企业的经理和副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