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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朝鲜问题看中国外交政策的变迁

2003年4月22日

朝鲜在核计划问题上做出让步,放弃了过去提出的只与美国举行双边会谈的立场,表示可以举行多边谈判。朝鲜立场的转变,引起了德语媒体对中国所起作用的广泛注意。南德意志报在一篇报道中写道:

朝鲜的导弹不久将配备核弹头吗?图像来源: AP

“来自莫斯科、尤其来自北京的压力显然促使朝鲜做出了让步。上个月,中国有好几天中断通过输油管向朝鲜供应原油。开始时,中国政界领导人要求朝鲜和美国进行双边会谈。由于华盛顿反对,据说中国已决定支持多边谈判。韩国外交部长官尹永宽在汉城说,中国保证将参加这样的谈判。这是北京外交政策的一大转变,过去,只要不触及中国的固有利益,中国在国际冲突中通常采取缄默观望的态度。”

法兰克福汇报副刊上的一篇文章也认为,中国在朝鲜问题上立场的变化,说明中国的外交政策出现了自八九年“六四”以来的第三次重大变化。文章认为,“六四”以后,邓小平针对当时国际形势巨变提出了“不出头”的外交原则,要求把精力集中在国内政治安定和经济发展上,这是中国外交政策第一次变化。邓小平死后,江泽民热衷于在国际上出头露面,邓小平制定的原则日渐式微,外交政策发生了第二次变化。江泽民主政期间,中国经历了1996年台海危机,1999年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遭北约轰炸和2001年中国战斗机与美国间谍飞机在南海上空相撞三大事件。每次都差一点形成燎原之势,给中国带来巨大的损失。现在,中国重新思考外交政策,第三次重大变化正初见端倪,文章继续写道:

“然而,中国外交政策的转向并不是简单地回到邓小平冷静观望的原则。其重点是更多地强调国家利益。在中国,国家利益是一个没有精确含义的概念,凡是党意图向人民隐瞒的一切,都属于国家利益。1997年,国家利益这个概念第一次用于外交政策。当时,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政府外交顾问中的‘鹰派’人士严学通(译音)发表了‘中国国家利益分析’一书。这本书试图把国家利益从意识形态阶级理论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因为毕竟党早已不是工人阶级政党。这个概念带来的好处是,党不再代表一个阶级、而代表整个国家的利益。按照严学通的说法,这个概念符合西方政治学的习惯,与过去党喜欢使用的‘民族利益’相比,听起来是中立的。在伊拉克问题上,北京表现得极为灵活。中国当然反对这场战争。只要不是共产党自己进行的战争,他们总是反对的。中国主张联合国发挥强大作用,但并不明确表示使用否决权问题,因为无论北京怎么做,它不是激怒美国,就是激怒阿拉伯国家。

所以,中国满怀兴趣地注视‘老牌’欧洲立足自我的尝试。现在,中国已获得了第一期‘战争红利’。上星期五,华盛顿宣布,与过去做法相反,在今年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例会上,美国将不再提出反对中国的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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