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3月4日十届四次人大会议开幕日，中国总理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新农村运动之后，财政部6日的预算报告做出承诺，2006财年全部“三农”财政支出将达3397亿元人民币，约占全年财政支出的15％。尽管这些支出将如何分配和使用尚不清楚，但是中国政府同时提交人大审议的“十一五”规划草案中，提出了几项具体建议，新农村运动的轮廓也大致浮现出来：

1. 改善乡村基础设施，未来五年中央财政支出1000亿元，用于乡村公路网建设，并以沼气设施为重点，改善乡村人居环境；

2. 改革农村税费体制和县乡财政体制，强化县一级、弱化乡一级财政职能；2006年起停征农业税，免除西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学杂费，2007年起取消全国范围的农村义务教育学杂费；

3. 扩大农村合作医疗，并在2010年前投资200亿建设乡村卫生室和文化室。

自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教授林毅夫1999年提出“新农村运动”以来，这些内容基本代表了林毅夫等“农村派”经济学家的政策主张，即大搞农村公共设施建设、以中央财政为主、削弱乡级政府和财政。

国家主义与合作社发展

在中国农民普遍对地方吏治败坏、农村社会环境恶化不满、同时对中央政府尚存信心的情势下，这一由中央政府主导的“运动”也受到时下在北京政、学届圈内颇为时髦的“国家主义”分子的欢迎。北京大学比较政治教授、农村问题专家、国家主义者潘维，日前接受德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表示，只有（中央）政府主导才可能进行成功的新农村建设。

针对中国现行行政体制是否有能力执行这一“运动”的疑问，潘维说，虽然中国农村基层政权存在普遍涣散的问题，但是一旦由中央政府自上而下推行一项政策，还是能够成功的，这由1949年以来中共建立的深入到乡村的、大规模动员体制所保证，也为世界各国现代化过程所证明。

他还反驳了中国另一著名“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等提出的、依靠发展农村合作社进行乡村建设的思路。潘维认为，合作社在中国农村的普遍发展尚存很大困难。他说，尽管中国政府在过去20多年并未放弃鼓励集体经济、农村合作的发展，中国农民根深蒂固的一盘散沙式的自我主义难以促成合作社的有效运作，这与韩国或者日本农民存在很大区别，也是中国政府主导介入新农村建设的一个重要原因。

表面工程落笑柄

记者日前在中国东部进行的调查中也发现，比如在浙江义乌地区试点的新农村建设中，尽管财政富裕的地府政府先行投资、大肆宣传，但在乡间却落得一个“穿衣带帽工程”的笑柄。当地政府只满足于为农民粉刷房屋、修路，做尽表面工夫，跳不出以往“政绩工程”的窠臼。

赣州模式

另一个试点即赣州也曾是国民政府时期蒋经国的模范乡村，其模式也为本周中国发展委主任马凯的讲话所证实，即新农村建设投资采取中央、地方、农民各掏三分之一的模式，平均收入仅相当于城市居民三分之一的中国农民，能否经受、或者是否愿意进行再一次的“集资动员”，俨然成为决定新农村运动的成败关键，也是检验中国时下国家主义潮流的最好指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