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认为，这一发展态势有多种原因：

“一方面，中国与泊来的共产主义告别后，在世界观领域留下了真空，另一方面，基督教似乎是促进现代化的因素，许多中国人在寻找宗教的人道主义范畴，以便更大幅度地体验精神和社会自由，此外，在更为开放的社会和更为自由的市场中，他们也在寻找能够遵循的伦理新原则。在中国，虽然基督教信仰更多是私人和非政府的信仰，但它看来可以为信徒提供许多帮助。

“民主意识和资本主义经济思想也间接促进了基督教信仰的发展。经济界的领军人物、甚至异议人士，如一大批当年天安门民主运动的领头人，也接受了基督教洗礼。后来长大的一代大学生也利用国家放松控制的机会，走上了寻找宗教的道路，并显然在基督教团体中找到了他们在别处找不到的同情和思想自由。虽然中国现在与过去一样，最好不要公开自己的宗教信仰，但实际上甚至党员中已有不少基督教徒。”

法兰克福汇报不仅介绍了中国信教人数与日俱增的现状，也注意到胡锦涛在最近政治局学习会议上有关宗教能够促进社会和谐的讲话。但在天主教问题上，中国国家与罗马教廷的关系离“和谐”还差得很远：

“党试图把天主教徒约束在国家控制的体制之内。这一体制下的中国教会在形式上应接近其它地方的天主教会、甚至可以与梵蒂冈保持非正式关系。去年年中，教皇本笃十六世在致中国天主教徒的牧函中强调，教徒可以与政府合作，‘中国的天主教会没有改变中国国家结构或行政的使命’。

“但教皇在信中也说，‘如果国家权威部门以不适当的方式干预信仰和教会纪律事务，教会则不能与这些部门合作。’这里不仅指的是中国未经梵蒂冈同意自己任命主教的做法，也指党的各级组织要求天主教徒在政治问题上表明‘立场和态度’，这些要求不符合天主教徒的‘良知’ 。

“这样，‘干涉内政’这一说法在北京和梵蒂冈就成了两种对立的中心概念。北京指的是干涉中国国家管理的内部和文化事务，梵蒂冈指的是对个人的内心、即对人的‘良知’进行干预，教会要为这一良知说话。这样冲突就不可避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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