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只有经过自然途径不能生育子女的夫妻才可以求助医学方法，但禁止医院或诊所把丈夫的精子、捐赠精子或夫妻的受精细胞植入代孕母体中。中国政府试图以独生子女政策刹住十多亿人口的增长，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很少宽容。卫生部高级官员刘延飞不久前在电视中说：‘代人怀孕不仅违法，也违背伦理和道德标准。’但不管允许不允许，显然需求巨大，生意兴隆。

一系列中国的互联网页声称能介绍代孕妇女。应聘的年轻农村姑娘面临被人贩子卖到其它省份给农民做老婆或卖到妓院当妓女的危险。此外，如果因孩子归属或新生儿有天生缺陷发生争执时，‘客户’与代孕妇女签订的合同是否合法也不明确。但随着中国中产阶层财富的增加，无疑有越来越多害怕怀孕或爱虚荣的女性将寻找代孕人。”

与租借他人肚皮怀孕分娩相辅相成的是更为流行的花钱购买多胎生育指标。世界报指出，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已被金钱腐蚀，中国社会在生育问题上也分化成为两个阶级：

“2002年国家开始征收的社会福利税，是为计划外生育子女进行后补正式登记而设立的罚款项目。有钱支付这一罚款的人可以随心所欲地添丁，不需担心因生育二胎而受到压制或亏待。为此，民间早已形成了顺口溜。八十年代时，人们把为逃避强制人工流产逃往农村或到邻省躲藏起来的怀孕妇女称为‘超生游击队’，而今天富裕家庭的妇女可以用金钱买到生育自由或怀孕后前往美国分娩，他们被人称为‘富贵兵团’，在国外生育的子女被称为‘绿卡’。

公众的抗议惊醒了共产党。当局作出的反应是首先制定惩罚规定对待敢于另搞一套的干部，这不仅为了平息民愤，也为了消化由人口政策带来的新一轮生育高峰。今天中国一亿独生子女中的大部分人已进入婚龄，根据对独生子女的特殊规定，他们可以生育两名子女。对农民的让步也带来了没有预料的后果：开始时在农村残暴执行的独生子女政策遭到抵抗和国际批评后，北京领导人1984年至1987年允许第一个孩子是女孩的农民家庭生育第二胎，现在这一大群额外增加的孩子也进入了谈婚论嫁的年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