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人注目的是，北京对香港发生的事情做出的反应十分有克制。北京对民主派并没有恶语相向，立法会做出决定后立即前往北京述职的曾荫权带回的也只是人所共知的老说法：香港民主化应分步进行。过去董建华在执政后期听到的是党和国家首脑胡锦涛的批评，批评他不够接近民众，而现在曾荫权在北京的股票行情看来仍然很不错。

虽然有个别人抱怨北京的影响在增强，甚至有人说亲中国的势力对民主派人士施加压力，但总的来看，香港在充分享受民主法制国家通常所拥有的自由。报刊媒体也仍然是一片活跃的景象。最近几个月，世界公众通过香港的南华早报多次了解到有关中国内地形势发展中的问题。”

新苏黎世报记者的文章最后分析了北京中央政府对香港采取宽容和怀柔政策的原因，他认为诸多原因中有三条最重要：

“其一是大陆金融业的现代化、自由化和开放进展越快，香港的重要性就越大。国际各大银行的地区总部设在香港，在中国金融业进行早就该进行的改革中，这些国际大银行成了关键。如果北京粗暴干预香港，造成香港不安定，这就必将导致国际金融界的不安，带来诸多后果，中国经济改革家勇敢开始进行的中国金融业现代化将遭到沉重打击。

对于中国领导人来说，政治战线上更为重要的是，在与中国统一将近十年之后，香港对中国内地可能进行的政治现代化的讨论已不再起作用。香港对中国大陆没有榜样效应。在中国大陆人排的名次中，港人的地位相当低下。直到今天，港人仍然没有摆脱高傲和矜持的负面形象。

中国党和政府高层中的实用主义技术官僚寄希望于经济继续现代化，但他们也始终处于意识形态纯粹派的监督之下。所以他们既不能损害香港的经济动力，也不能使人产生自己在资本主义的香港丢失政治面子的印象。对这一切进行可信和有效的调停，也正是香港特首的主要任务。现在的情况是，香港抗争的民主反对派虽然使人恼火，但还不能成为北京进行干预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