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 滕彪曾长年在中国国内推动维权活动，并于2005年与另外13名中国维权律师被《亚洲周刊》选为年度风云人物。但他在多次营救遭中国异议人士后，于2008年起数度被中国政府逮捕，甚至在2011年茉莉花革命期间，被失踪70天之久。他本月受邀到台湾参加六四30周年纪念活动，分享了近年针对中国极权主义转型的研究成果。

德国之声：跟六四时期的打压相比，中国政府这30年来控制公民社会的手段有何演变？

滕彪：六四的时候没有互联网，没有社群媒体。如果有的话，整个运动发展肯定会不一样。那我们从江泽民跟胡锦涛时代的互联网发展来看，互联网虽然受到中国审查，但它跟新数据与网络技术的进步，再加上手机的普及，某种层面上令民众更加容易获取信息，也让运动的动员更加方便。1989年如果有这些新技术的话，它对运动的结果会产生极大影响。

我作为维权律师，也是充分利用了这些新平台跟技术，试图推动维权运动的发展。但是中国政府也同样知道这点，所以从一开始它就去控制互联网的信息传播，包括建立互联网防火长城、天网工程、数据搜集以及对各种平台的控制。中国政府一方面审查、控制跟过滤，另一方面是搜集信息并利用高科技对社会进行管控。这些互联网技术跟识别技术也明显加强中国政府对社会的控制能力。

换句话说，这些技术是两面的。有时我们看到民间利用这些技术来扩大自己的力量跟争取自己的权利，但中国共产党的极权体制是不会允许这种社会能量不断成长壮大，变成一个真正威胁。所以这是和1989年很大的不同，因为我们看到这些技术如何被中国政府跟民间所使用。一旦“高科技极权主义”形成与巩固的话，它会对社会运动跟中国民主化产生极大影响，因为信息传播受到更大控制，民众的觉醒跟动员也会更加困难，而抗争成本也会更高。在中国政府极力洗脑宣传的情况下，抗争动力也在缩减。总结一句，“高科技极权主义”让反抗越来越困难。

德国之声：你提到的“高科技极权主义”是在近年才冒起吗？能否回顾一下过去五年的情势发展?

滕彪：六四25周年到30周年之间，中国对异议人士跟维权人士的镇压更加变本加厉，相关事件包含抓捕维权人士、很多NGO被关闭、2015年的709大抓捕、2016年对女权运动的打压、对家庭教会的镇压、以及在西藏新疆打压跟迫害少数民族。这是习近平开始对社会施行全面控制，以及全面镇压民间力量。同时，他又通过各种高科技手段建立一个“高科技极权主义”社会。

另外在2018年，习近平修改宪法，废除了国家主席任期限制，这对中国国内政治来说也是个不小的变化。因为从邓小平把权力交给江泽民后，中共逐渐形成10年一任的不成文交接方式。这样的权力交接虽然是不成文，但被很多学者认为是中国政治很大的进步，然而现在这个也没有了。

德国之声：您认为中国过去几年运用高科技来加强对公民社会打压的意涵是什么？

滕彪：习近平他虽然在对社会的各种镇压、反腐以及权力集中控制方面，都改变了很多江泽民跟胡锦涛时代的做法，但我觉得习近平仍然代表中国共产党的想法。习近平一系列的举动，包含修宪跟镇压民间，是共产党对一系列危机的集体反应。所以，这并不是习近平个人的想法，而是中国共产党高层领导人的想法。

中国共产党对各种互联网平台、自媒体、VPN跟海外社交媒体的严格控制，是它对社会进行全面打压的一部分而已，因为这与它对其他群体的打压跟控制都是相连的。所有这些被打压的力量，在过去10到20年都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中国扩大社会空间，而中国政府不愿意看到这些社会新势力成为中国共产党一党制的威胁。

德国之声：中国政府用来加强监控社会的一些科技都是源自于国外，您如何看待外国科技公司其中扮演的角色？

滕彪：我刚完成一个报告探讨西方跨国公司在中国政府压制人权和自由中的角色，其中很大篇幅是讨论西方科技公司如何帮助中国政府建立跟强化互联网审查及监控体系。譬如说，美国的思科（Cisco）、微软、谷歌及雅虎等科技巨头都参与这些不光彩的交易。他们还给自己找了很多理由，有的说他们提供给每个国家的产品都是一样的，并没有给中国特殊的产品；有的则说中国拿这些产品做什么事情不在它们的责任范围。另外，还有些公司会说虽然中国有互联网审查，但我们能在中国提供服务，就能给中国人民提供更多信息，这本来就是个好事。

我透过报告分析出来的结果是，很多西方科技公司都没有诚实公开他们提供给中国的服务。譬如说思科，它给中国提供的科技帮助中国公安部门进行培训及建立互联网审查系统。这样看来，在中国共产党逐渐建立“高科技极权主义”的过程中，西方公司难辞其咎。

德国之声：之前人权组织不断提到的例子是，科技公司在新疆再教育营系统中扮演的角色。您认为西方科技公司的责任为何？

滕彪：这些公司有不同的做法，所以他们帮凶的程度也不同。例如麦肯锡 (McKinsey & Company) 在喀什离再教育营只有四英哩之处举办培训，而这个本身就是在替中国政府背书，因为他们对新疆发生的巨大人权灾难不闻不问。另外，赛默飞 (Thermo Fisher Scientific) 把DNA技术卖给中国政府，然后中国政府用这些技术建立全面监控体系，这就是更进一步协助中国政府达成目的。所以他们的行为有些需要被谴责，有些则已经违反法律，需要受到更加严厉的制裁。

德国之声：前阵子有不少报导也提到中国将高科技辅助的极权统治体系输出到其他国家，让这些国家以相同策略监控打压公民社会。您觉得这样的情形，对民主国家跟价值会造成什么冲击？

滕彪：中国现在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在国际上也扮演越来越挑衅的角色。中国政府一直在输出所谓的中国专制模式，且一直和世界上的专制独裁政权在联合国等组织相互配合跟支持，拒绝民主化。更严重的是，它也对西方开放民主国家进行渗透。中国政府透过像孔子学院、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和平统一促进会、商会或同乡会等组织进行软实力渗透。此外，中国政府也会收买西方媒体，让西方的新闻自由、学术自由跟言论自由受到负面影响。

更严重的现象还包括网络攻击、窃取西方军事与商业秘密、对西方进行间谍活动，甚至威胁或袭击旅居西方的维权人士、异议人士或人权份子。这些现象的确威胁到国际自由秩序与西方国家的民主自由原则。所以中国企图透过输出专制模式来侵蚀西方民主社会体制的现象，应该得到各界更大的重视跟关注。

德国之声：国际社会应该如何应对中国的高科技极权统治呢？

滕彪：中国的高科技极权主义与西方国家对中国采取的政策有很大的关系。 西方国家的中国政策往往是把贸易与人权脱钩，而它们的政策也往往建立在一系列错误的假设和基础上。它们认为当中国开始推动市场化跟国际化时，中国会产生一个要求自由民主的中产阶级，然后中国政府也会遵守它的各种承诺，但这些假设是不成立的。中国政府并不是一个负责任且遵守承诺的政府，它的最大目标是维持一党专制。

如果西方政策一方面建立在这些错误的假设上，另一方面西方政府跟公司看到的只是金钱利益，那在这两点基础上，想做出根本改变都是非常困难的。虽然包含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跟加拿大在内的一些国家开始逐步调整对华政策，但这种反思跟调整是远远不够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必须有更清晰的认识，并产生更有效的方法，才能改变其错误作法。

德国之声：您认为中国公民社会中的言论自由或其他自由，在未来几年还会存在吗？

滕彪：中国公民社会一直处于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控制下，它在特定背景下，会得到一定程度的强化与获得一定程度的空间。但是当中共觉得有必要时，便会逐步抑制这个民间力量。我们看到中国共产党对民间力量进行全面残酷的镇压，这对民间抗争带来极大困难，使抗争能力被削弱，也同时提高抗争的风险。中国共产党也试图切断抗争者之间的联系，以及国内抗争者跟国际社会的联系。在未来几年，我们可以预期中国共产党加强集权跟对社会的全面控制。

另一方面，民间的抗争也会比以前更加艰难。那些仍然坚持抗争的人，也会面临残酷的打压，很多人会被抓、判刑甚至被失踪。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抗争者面临极大困难，所以他们尤其需要国际社会的关注跟支持，并对中国共产党的专制政权有更加清晰的认识跟强硬态度。否则的话，中国政治专制只会越来越强，中国也会越来越变成对全球自由民主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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