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6月4日，香港民众首次走上街头，纪念天安门大屠杀一周年。这一年起，香港支联会每年组织大规模悼念活动。由于1989年民主运动在中国大陆是禁忌话题，香港逐渐成为各类与六四有关的追思活动的中心。

自1990年以来，每年6月4日晚，香港维多利亚公园都举行烛光晚会，悼念六四死难者，表达自由民主诉求。参加人数少则数万人，多则十多万人（据组织方支联会数字，一般高于警方公布数字），为全球规模最大的六四纪念活动。（2015年资料图片）

2013年，台北民众举行烛光晚会，纪念六四，声援狱中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刘晓波是89民运代表人物之一、与周舵、高新、侯德健一同被成为“天安门四君子"。

2019年，六四30周年之际，台北举办了专题纪念活动。此前还在台北中正纪念堂前放置了由台湾艺术家雪克（Shake）搭建的充气“坦克人”艺术装置，亲历六四的王丹、周锋锁等民运人士到场参与。

台湾的六四纪念活动，规模和历史远远不及香港，但近年来开始得到更多关注。2020年，尽管受到疫情影响，仍有三千多人参加了在台北的烛光悼念晚会。由于这一年香港和澳门都以防疫为由禁止六四集会，台湾成为两岸三地唯一可以纪念六四的地方。

香港六四纪念馆2012年起临时设址九龙，先后迁至城市大学和尖沙咀，在物色新馆址过程中屡遭挫折，被迫多次关闭。2018年支联会在旺角购买房产作为新址，2019年4月重新开馆。2021年4月休馆翻新后，5月底重新开放，但数日后被当局以“证照不全”为由再度关闭。

2019年六四30周年之际，香港大学生清洗丹麦艺术家高智活（Jens Galschiøt）的作品“国殇之柱”。它曾在香港各间大学巡回展出，现矗立在香港大学黄克竞楼平台。传统上，支联会每年都会派人在六四前夕洗刷该雕塑。

新冠疫情下的2020年，因有防疫限聚令，当局31年来首次未批准维园六四集会。但仍有数万港人来到维多利亚公园燃烛默哀。

2021年，香港当局再度禁止六四纪念晚会。一年前香港国安法生效后，香港社会的言论、集会自由空间受到进一步挤压。同时，澳门的民间六四纪念活动也连续第二年遭禁。

卡夫卡于1883年7月3日生于布拉格。他的特点是神经极度敏感。大都市的氛围对他的创作影响很大，正是在布拉格，卡夫卡知道了什么叫害怕，也学会了爱情。而他的感情世界特别偏向现代化中荒诞的那一面。在那里，他受到人们的影响，而他也影响了人们。

这个名叫Gregor Samsa的人早晨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个巨型昆虫。对他而言，这一来便结束了他的社会存在,丢掉了工作，即便是自己的家人也把他推到门外。由此，Gregor Samsa的心理彻底改变。这本著作提出的问题是，人在什么时候才能算做人？

Josef K.有一天发现自己打起了官司，为什么呢？Josef K.不知道。确信的只有，司法的大磨开始运转。Josef K.发现自己出现在所有级别的庭审，却又不知道为什么。他还发现，国家的权力至高无上；而他自己却是那么渺小和微不足道。图片显示的是《审判》影片的一个镜头，片导：Orson Welle。

K.作为建筑测量员很想进入到一处乡间宫殿，但却找不到建筑的进口处。他可以在村里待着，却进不了宫殿，而村子却是属于宫殿主人的。小说问道，村民为什么对宫殿主人如此害怕，虽然他对他们并不施暴？小说探讨的是恐惧心理学。图片显示的是德意志话剧院的剧目《宫殿》。

卡夫卡时代，布拉格是欧洲文化中心。在哈布斯堡王朝内，布拉格在1900年前后是一个开放、多元文化的重要城市，也是德语、捷克语的文学中心。像卡夫卡一样，许多当时的作家都掌握德捷双语。这座城市和它的人文氛围为卡夫卡的创作提供了条件，对他的心理和思维影响极大。

卡夫卡的父亲（1852 – 1931）赫尔曼强悍自信，他的职业是肉铺老板。在家里，赫尔曼说一不二，他的话就是法律。卡夫卡1919年撰写的《致父亲家书》曾描绘了小卡夫卡的早年对比感受：“我瘦弱矮小，你强壮宽实”。但年轻的卡夫卡却在文学作品中报复身体强健的俊男，把他们都写成漫画人物。

在波西米亚，民族主义者一次又一次地举行反犹骚乱。这一背景下，原本非常世俗的犹太人也开始支持赫策尔（Theodor Herzl）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家的思路，卡夫卡便是其中之一。他考虑前往巴勒斯坦，但不佳的健康状况却让旅行计划不能成行。在他生活的最后几年，卡夫卡孜孜不倦学起了希伯来文。

卡夫卡有一位好朋友叫维夫尔（1890 - 1945）。他们一同漫步在夏季的摩尔多河畔，度过长长的咖啡之夜。他们经历着布拉格最迷人的地方。维夫尔先于卡夫卡成为该市的文学明星，这一点让卡夫卡耿耿于怀，他曾写过“我嫉恨W.，他健康年轻富有，而我却不是这样。”尽管如此，两人还是保持了朋友的关系，一种互补的朋友关系。

1900年夏季，卡夫卡迷上了尼采的著作。这名哲学家的艺术给卡夫卡的印象太深刻了。教会和国家的傲慢，掌握知识的资产阶级，尼采的话题也都将成为卡夫卡的话题。

卡夫卡于1912年结识了后来的未婚妻鲍尔。第一次见面后，卡夫卡留下这样的笔记：“小巧的鼻子，金色、直挺、毫无魅力的头发，下巴坚强有力。”但显然卡夫卡还是迷上了鲍尔。他们相互间通了500封信。他们订婚两次，两次取消结婚日期，都是卡夫卡的主意。他们相爱5年，最后鲍尔不得不出走美国，远离这名敏感的诗人。

Sören Kierkegaard（1813- 1855）很年轻时，便经历了失去多个家庭成员的痛苦。这一生活经验也给他的哲学打上了烙印。卡夫卡在1913年写道，“像我猜测的，我们的情况虽有不同，但又极为相似。”Sören Kierkegaard也订婚了，也没有因此而幸福。

1912年卡夫卡写道，“在弗洛伊德那里，可以读到闻所未闻的东西。”卡夫卡非常钦佩神经医生弗洛伊德，但他的知识能够救治病人吗？卡夫卡对此很怀疑。

沃尔夫非常重才，常把崭露头角的文学新人聚集起来。但想叫来卡夫卡却有难度。1912年他出版了卡夫卡的第一本散文集，发行量为800本。出售的情况不理想。发行数周后，卡夫卡在日记中写道：“卖出去11本了。10本是我自己买的。我只想知道，那买第11本的是谁。”

卡夫卡自我怀疑的秉性很严重。他的朋友布罗德一次又一次地鼓励他。但1924年，也就是卡夫卡去世的那年，他立遗嘱焚毁全部手稿。不过，布罗德擅自决定不遵从卡夫卡的遗嘱，而是将其手稿出版。于是，20世纪最伟大的文学作品之一 - 卡夫卡全集 - 被拯救下来，成为人类的宝贵遗产。

历史学家弗里德兰德（Saul Friedländer）在卡夫卡的命运中也看到了自身的影子，他的父亲曾在卡夫卡就读的布拉格大学深造，他的父母同卡夫卡的姊妹一样死于纳粹集中营。弗里德兰德回溯犹太大屠杀之前的岁月，写出了一部堪称最美最机智的卡夫卡传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