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 "整整30年前的这场六四事件，标志着一种全新统治模式的开端：经济上的自由化、政治上的高度压制。"在研讨会的一开始，德国联邦政治教育中心(BPB)的汉学家霍夫史泰德(Christoph Müller-Hofstede)就对六四后的三十年进行了高度概括。他认为，整个历史进程的吊诡之处就在于，中共当局的这种治理模式，至少从经济方面来看，"居然取得了令人惊奇的巨大成功。也因此，不少中国人，也有许多西方人士，如今都在问：当年的这场镇压，是否真的有其必要性？"

不过，研讨会现场的听众，似乎对这个问题并不买账。在主办方进行的现场快速投票环节中，绝大多数的听众都认为，当年的血腥镇压并非别无选择。

研讨会的另一名嘉宾、美国汉学家林培瑞(Perry Link)随后接过了霍夫史泰德抛出的这个话题，认为当年中共当局在完全可以采取高压水枪等低暴力清场手段的情况下，却选择了暴力镇压这一方式，其目的就是要震慑全国的民众，"而这种震慑也确实在之后的几十年间发挥了作用，造就了当今中国中产阶级的分裂人格。"

林培瑞认为，当年镇压形成的震慑效应，其最大的后果就是推翻了毛泽东时代依靠共产主义理想来实现统治的政治模式。"邓小平的模式就是摒弃理想主义，让大家都能挣钱，然后不时的煽动一下民族主义情绪。"他非常不赞同"为了稳定、镇压是必要的"这种说法，而是指出：如果要实现一些变革，我们就必须接受短期内可能出现社会上的某些动荡。

穷则思变，不穷不变？

不莱梅高等学院的何珊卓(Sandra Heep)长年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她认为，在震慑效应下，中国政府与中国民众达成了心照不宣的"社会契约"，即政府尽力让宏观经济、生活水平持续增长，物质上得到满足的民众则不再过多追求政治上的话语权。"我们可以看到，如今这种社会契约依然有效，国际民调机构的调研显示，大部分中国民众对政府的工作都表示满意。"

何珊卓认为，1989年爆发的天安门民主运动，很大一部分的诱因正是当时国内的一系列经济问题，其中包括改革开放并没有让城市居民明显获益、"价格闯关"造成通胀率居高不下、"双轨制"带来的"官倒"腐败现象等等。有过多年驻华经历的华裔德国记者李德辉(Felix Lee)也赞同何珊卓的这一观点，并且将1989年的情形与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革命浪潮进行对比："当时很多人都以为，这场起源阿拉伯地区的革命浪潮也必然会席卷中国。但是，2011年的中国经济比阿拉伯地区要稳健许多，比1989年的中国更是要好太多。"

社会契约可能被打破

随后，主办方向现场听众以及研讨会嘉宾抛出了第三个问题：今后几年，中国是否会发生大规模的民众抗议？过半听众认为中国民众不会再像1989年那样走上街头进行大规模示威。德国记者李德辉也持类似的观点。他认为，至少在三、五年内，中国政府依然有足够的手段去挖掘经济增长的潜力。"不过，如果拓展到十年以上的尺度，则很难说。中国需要转变发展模式，还面临中等收入陷阱、中美经贸对抗等一系列重大挑战。如果经济增长停滞，就难以确保民众满意。"

中国经济专家何珊卓也认为，在既有的粗放式增长模式即将到头、中美贸易战雪上加霜的情况下，"社会契约被打破不是不可能。"

在随后的现场听众提问环节中，何珊卓也谈到了西方经济界应当如何与中国打交道。她认为，不论如何，西方都不应该斩断与中国的经贸联系，"因为这对谁都没有益处；但是我们也必须要设立一些红线，比如欧盟可以禁止欧洲企业与那些牵涉新疆'再教育营'的中国企业做生意。"美国汉学家林培瑞更是尖锐地指出，那些只顾和中国做生意、不顾中国人权问题的西方商人，"其实心里都非常明白问题的严重性。他们的人格某种程度上也是分裂的。"林培瑞也承认，如何在与中国保持经贸密切往来的同时真正重视中国人权问题，"是一个巨大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