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大常委会副主席王兆国在大会上提出的根据是，改革开放以来，不仅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而且私有财产也增加了，其中包括私有的生产工具，“因而产生了对他们的私有财产给予法律保护的紧迫要求。”

这个步骤使中国的宪法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站到了一条线上。据估计，私有经济对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贡献已经达到了一半，而且在不断地上升。私人企业家和专家们对这个步骤表示欢迎，并认为这是早已该做的事了。河北省统计局副局长、人大代表叶青说：“当企业家想要扩展他们的业务，增加他们的投资时，这将给他们以更多的安全感。这是一股东风，它将给中小企业家们更大的信心。”

甚至普通的公民也盼望着宪法的这个新条款。但在他们的房子要给城市巨大的发展项目让路时，他们是否可以依据这一条款来抗拒针对他们的房子的拆迁，却带着一个大大的问号。出于“公共利益”没收财产仍然是法律允许的。建设一个办公区或购物中心是属于“公共利益”的事吗？这种利益由谁来下定义？

恰恰是干部或者有关管理机构在开展这类项目时也有所收益。宪法虽然说，为此“应该”给予补偿，但说的是“应该”，而不是“必须”。但无论如何，保护财产的条款给中国的公民撑了腰。而中国公民本来就已经越来越多地走上法院，要求自己的权利。

与此相反，政治权利仍然处于越位的位置。虽然宪法里规定，国家“尊重与保护人权”，但北京把人权主要解释为住和吃的存在权。外交圈对这么一条宪法条款是欢迎的。但它却无法让美国信服，让美国放弃在本月日内瓦会议上对中国侵犯人权的批判。八九民运的先行者何家栋说：“宪法含有言论自由或者集会自由的权利，但却不予实施，这使人们感到不安。”

这位82岁的民主先行者认为：“假如宪法的内容不能实施，补充它就没有意义。”定居在香港的中国问题专家和人权斗士罗宾.门罗也指出：“这个宪法里充满了好的权利，但它们照例被当局置之不理。”

（安德雷阿斯.朗德威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