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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三峡工程的异议

一通2006年5月20日

今年五月二十日,举世瞩目的三峡工程将迎来又一个历史时刻。在这一天,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水坝将提前五个月全面完成。在这样的时刻,回顾三峡工程从批准到于今经历的,也还在经历着的各种争议,听听来自对这个工程提出异议,批评和怀疑的人的声音,分析当局如此欢欣鼓舞的背景,对了解中国现代政治上这个争议最激烈,争议持续时间也最久的事件,会有所裨益。

“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图像来源: AP

首先,中国著名女记者,当年曾以反对三峡工程闻名于世的戴晴,怀疑官方如此大张旗鼓张扬工程完成到底有什么背景:“五月二十日大张旗鼓地庆祝,真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因为五月二十日叫做大坝坝体右岸水泥浇灌完成,其实是一个很小的阶段的完成。但他之所以这样大张旗鼓地在忽悠呢,我觉得是不是他们觉得现在三峡工程,李金华正在审计它,下面还要继续要靠三峡建设基金在全国人民用电的电费里面给它扣,是不是有一个造势的作用。”

对于戴晴来说,这个工程在国家政治建设层面上是值得怀疑的。但对于旅居德国多特蒙德市中国籍水利工程专家王维洛说来,现在宣传大坝建设成就,必须放在另外背景上来条分缕析:“我们比较大坝到底是建成了还是没有建成,我们总要和1992年比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了什么,你现在建成了什么。”

戴晴回忆当初批准三峡工程时的情形:“关于三峡工程的表决,本来是应该在1989年春天,那次的两会上表决。当时之所以赶紧出版了一本小书,叫做“长江,长江”,就是因为我们知道要开人大了。开人大就要表决这个工程,可是很多对这个工程有不同意见的人,他们是非常有经验的专家,科学家,工程师,他们的意见没有机会表达出来。所以,我们就赶着出了那本小书,并且把它发到了人大和政协上了。后来接着就是学生上街了,六四发生了。本来在1989年,国务院,当时李鹏是总理,姚依林是主管副总理。因为大家有不同的意见,他们的意见都很有道理,所以他们当时是姚依林出面宣布,五年之内,不要再谈三峡工程。”

事实上,三峡工程到底在什么意义上,现在是提前超额完成任务,可以见仁见智。但三峡工程当初上马,的确是提前了至少三年。比较这个工程开始的提前,王维洛指出现在大坝工程宣布完成,却不过是个障眼法而已:“首先最引人瞩目的是一个升船机。根据1992年批准的三峡工程议案,提出了三峡工程大坝通航的构筑物,是由一个五级船闸和一个随之的升船机组成的。五级船闸现在大家都看见了,那么升船机在哪里呢,谁也没看见。他说的大坝工程全面完工,这个升船机没有完工。”

外行人可能不记得了。内行人都知道:保证长江这个中华民族的黄金水道畅行无阻,这不但是已故中国总理周恩来的要求,而且是当初中国交通部同意上马三峡工程的前提。而要满足这个前提,安装升船机,是必不可少的。

王维洛说:“当时预计就是半个小时就可以通过升船机越过大坝。中国当时计划应该是1997年建成这个升船机,因为他要用这个升船机来保证大坝建设时期,长江的通航。到了2006年的时候,这个升船机也没有建成。现在还没有影子呢。”

这位对三峡大坝了如指掌的工程师,一项一项例举官方不愿提到的事实,来说明三峡工程不但立意上,而且在工程实施过程中,也存在种种重大失误,比如大坝蓄水能力:“大坝能蓄水的能力,是由大坝最低的那一块板来决定的。三峡大坝他说他全部建成了,是到了185米。但是五级升船机上面的门的高度是168米。所以说三峡哪怕你说你现在建成了,最高的蓄水位也只能蓄到165米。”

再比如官方一再声称的接近或超过世界水平的大坝浇筑质量: 王维洛认为:“坝体本身是不能让人放心的。1998年,三峡左岸在浇灌混凝土层的时候,使用了不合格的混凝土,出现了弱混凝土层。特别是三峡大坝的裂缝问题,那是2002年的时候,“南风窗”的记者写了一篇报道,揭露出来的。一共是八十多条裂缝,将近一半是在迎水面,将近四十条是在背水面。最长的,超过三十米;深有三米深。当时出现这个问题以后,很多工程师,特别是中国的院士们,就出来解释,说:裂缝不要紧。”

甚至中国最高级别的专家,也承认工程实现过程中出现最基本的原则失误:“张光斗教授,是三峡大坝初步设计审查的总负责人。他最后给三峡建设委员会写了一封信,说根据清华大学水利系师生的计算,三峡水库防洪的库容计算出错,没有原来计算的这么大。他又建议中央领导,千万不要告诉中国老百姓。现在对外宣布的三峡防洪库容,有221亿立方米,这个数据是错的。那么如果最主要的数据都错了话,其他也可能出错。”

其他出错的地方比如有防止地震和地质灾害问题: 王维洛说:“三峡工程完成报告时,报告里是这么说的:三峡库区库岸比较稳定,一共可能发生滑坡的地方是150处。等到三峡工程批准以后,现在报告上说的是什么呢?三峡水库可能发生滑坡的地方,是1500处,是原来论证报告的十倍。”

不管赞成还是反对三峡工程的人,都很担心战争对大坝的威胁。现在,中国官方不再强调大坝是否能够防止包括核弹袭击的能力,但作为反对派的专家,王维洛却提出这个安全问题,当年在作军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时候,就是一个政治敏感度很高的问题,这么多年的建设,并没有改变这个敏感度。王维洛指出:“张爱萍将军和张震将军专门来研究大坝的安全问题,张爱萍将军当时作完这个研究,他的结论是:在现代战争的条件下,无法保证三峡大坝的安全。中国朱成虎将军提出来,要用导弹,不惜放弃中国东半部,和人家拼个你死我活。其实朱成虎将军的这个理论,在三峡工程的论证当中,已经被用过一次了。这个理论的根据叫做极限战争。钱伟长先生在美国第一次打伊拉克的时候,打完以后,他就写了一篇文章,告诉他们千万不要搞三峡大坝,因为现代战争,中国的防空能力没有办法防这个。”

最后,王维洛谈到了环境问题:“张光斗给中央领导写报告的时候说:要处理三峡库区的水污染问题,需要三千亿人民币。而三峡工程后来更改过了的,提升了的造价是两千亿人民币。你造了一个两千亿的工程,你要用三千亿人民币来解决它所造成的水污染的问题,一般人就此可以看到这个工程的不合理性。”

一般中国人是否愿意或者能够看到工程的不合理,不得而知。但据女记者戴晴的回忆:1992年批准这个项目时,中国人大代表中看到这样不合理的人,却创下历史记录。“在这次会上,有三分之一的代表有弃权的,有反对的。这个局面还是在另外一个背景下才形成的。在人大开会之前,中宣部组织各界的人,一次又一次地所谓地到三峡去视察,象人民日报和其他别的大报,一天接一天地发表赞颂工程的文章。在人大开会的时候,也有党员人民代表。党员人民代表还做了很多工作。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还是有三分之一的代表没有支持这个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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