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磋商”及其之前的情况

星期天，达赖喇嘛的私人代表洛迪嘉日和格桑坚赞（达赖喇嘛 驻欧盟代表）与中国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朱维群和副部长斯塔（藏族）在深圳展开“对话”。美国之音说：“西藏流亡政府表示，对这次会谈没有抱太大希望。”“有许多人认为，这次不应去大陆，应去西藏。真正去西藏实地考察藏人真正诉求是什么。”周日晚些时候，新华社宣布，双方已经约定举行进一步的会谈。但没有说下一个“正式会谈”在什么时候举行。

据中新网报导，胡锦涛星期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受日本媒体集体采访时说，根据达赖喇嘛多次要求，“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今天要同达赖喇嘛的私人代表进行接触磋商，希望这次接触取得积极成果。”胡锦涛还说：“我们真诚希望达赖方面以实际行动表明已经真正停止分裂祖国的活动、停止策划煽动暴力活动、停止破坏北京奥运会的活动，为下一步商谈创造条件。”

其实，中国与达赖喇嘛重开谈判，是中国方面至少20天前已经确定的事情。据德国时代周报日前发表的题为“与恶魔会谈”（Gespraeche mit dem boesen Geist）的报导（撰写人为近来出了名的该报驻北京记者布鲁默等3人），西藏事件发生后，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3次就此与中国外长杨洁篪通了“详细的电话”，第二次通话时德国外长已经知道，中国方面不再把西方对中国与达赖重新谈判的“友好劝告”仅仅看成是污辱，而是也视为了机会。4月16日，在施泰因迈尔与杨洁篪第三次通话的第二天，欧盟轮值主席、斯洛文尼亚领导人杨萨就收到了北京来信，温家宝总理在信中告诉他，北京打算会晤达赖喇嘛的代表。但要求欧盟在巴罗索率领的高级代表团访问北京之前对此保密。

从胡锦涛主席周日的定调看，这次深圳会晤上，中国方面会用很多时间来指责达赖喇嘛与西藏流亡政府在这次西藏事件中的作用。而达赖喇嘛的代表也会用不少时间来谈这方面的问题，包括他们提到的缓和事态的方案。

双方的妥协是谈判唯一的成功之路

中国与达赖喇嘛的谈判其实从1979年就开始了。甚至在此之前。有海外中文媒体称，周恩来总理也曾多次秘密前往印度会晤达赖喇嘛。仅从1979年算起，至今已经近30年了。那时的达赖喇嘛还是个风华正茂的中年人。从现在算起，他还有多少个30年呢？可是，谈了30年，为什么一无所成呢？是象有的华文媒体说的，其实双方都不希望谈判成功吗？

从西藏事件发生以来达赖喇嘛的言论看，他确实是希望跟中国方面达成一致，能够返回故园的。他本人一直避免刺激中国，再三表明支持奥运，多次提出希望去北京看奥运会，还两次接受中文媒体的集体采访。而中方现在首次公开地报导与达赖喇嘛的对话，表明中方通过这次事件也认识到了，把事情一直拖延到达赖喇嘛过世后，并不是真正聪明的做法，因为那将意味着一个永远不能真正安定的西藏。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胡锦涛表示“希望这次接触取得积极成果”，也是一种罕见的态度。

那么，谈了30年一无进展，今后能有进展和解决前景吗？其实，只要双方的态度都是真诚的，事情绝非不能解决。30年一无进展，说明30年来各说各的，谁都不肯妥协。

妥协的可能性在哪里

时代周报上述文章说：“一种妥协是可以设想的：中国共产党须让出它对西藏自治区的宗教最高权力，其中包括对高级喇嘛的后人的确定，就象中共之前违背达赖喇嘛的意愿做的那样。作为对应，达赖喇嘛须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制度，取消他的西藏民主化计划。”

这段话确实描绘出了西藏问题的一个现实解决前景。北京大学副系主任贾庆国（音）教授对时代周报记者说：“达赖喇嘛可以作为宗教领导人回来，但不能作为政治家回来。”这话似乎表明了中国方面的一条底线。

有这条底线在那里，达赖喇嘛憧憬的香港模式根本无从谈起。香港回归对中国来说是“收入”，是一种“前进”，是中国想要得到的，为此，中国必须有所“付出”；而把西藏“香港化”则对中国来说是一种“支出”，是一种“倒退”，那是中国所不愿意、也不认为有必要去做的。更何况，“香港模式”西藏化同时意味着西藏上上下下许多中共藏族干部的切身利益，即使中共要改变政制，他们也不会接受。这也是许多海外华文媒体谈到过的。

有了这条底线，所谓“大藏区”更无从谈起了。既然不让达赖喇嘛插手政治，要“大藏区”又有何用？西方许多人士也指出，所谓“大藏区”，的确是要求一种历史上在任何中国皇帝治下也没有出现过的事情。有位读者在德国时代周报网站上发表的文章里打了个比方：马来西亚居民里华人占了27％，而藏人在青海只占22.5%（西藏自治区内藏人占92％以上），如果说可以建立包容青海的“大藏区”，岂非也可以要求建立包括马来西亚、泰国在内的“大中国”了？

难以妥协的地方在哪里？

所谓妥协，那只有在双方都可接受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如果达赖喇嘛确实认识到了中共的底线，知道那是绝对不可能突破的，而他又确实想回到西藏去，那么这问题不是就可以解决了吗？达赖喇嘛自己不也说过，回到西藏，他就不再管政治了？

可是这里有个很大的难点：达赖喇嘛会一个人回去吗？把他的哥哥们和十几万流亡藏人留在达兰萨拉？而香港有媒体说：中共根本不可能同意这十几万流亡藏人回去的。最近的西藏事件自然更让中共担心这些人里的暴力倾向。

再说了，如果达赖喇嘛真的作出上述一系列妥协，真的放弃政治诉求，只要宗教最高领导权，那么妥协岂非只体现在一方了吗？其实，在中国方面的眼里，让达赖喇嘛回去，甚至把西藏的宗教最高权交给他，就已经是极大的妥协和让步了。

但这显然是不够的。只让达赖喇嘛一个人回去，他也许宁可选择不回去。西藏问题仍然可能永远解决不了。这里就要看中国方面是否能够做出一个较大的妥协和让步。至于怎么让达兰萨拉愿意回去的人回去，是局部还是全部，通过什么方式，那是需要中共考虑决定的事情。中共还可以作出的让步包括：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西藏实现真正的宗教自由（不让藏人在家里挂达赖喇嘛画像的作法实在是很愚蠢的）；如果最后的协议是达赖喇嘛和他的人不直接执政，但出于宗教在西藏的特殊地位，出于达赖喇嘛的地位，仍应该高度尊重达赖喇嘛的各方面意见，让他和他的人有真正的政治发言权和参与权；给予达赖喇嘛和他带回去的人出入境自由；在西藏实现新闻自由；以快于中国其它地区的速度在那里展开民主化进程和政治改革。

北京把皮球踢给了西方

时代周报记者采访了中国一些专家后写道：“北京要把西方拉到船上来，交给西方一个非常棘手的任务。听上去好象没什么：他们说，欧洲和美国的政府应该‘对谈判进程承担共同责任’。换句话说就是：你们应该迫达赖喇嘛放弃他的政治要求。”

听上去有些“不合理”，中国的愤青们可能还会愤怒：为什么中国国内的事情要欧洲和美国政府来承担共同责任？但是实际上，北京这个实用主义的弯看来不仅转得快，转得大，而且转得很机智。

这样，要想让达赖喇嘛作出让步，也让达赖喇嘛对他的人能够交待，以至最后谈判真能取得成果（这也是西方可以高兴的事情），西方如果真能对达赖喇嘛施加一些压力显然会是有帮助的。但是，如果没有中国方面诚心诚意的让步和妥协（如上述的一些领域），事情也还是难以获得突破性进展。

对中国和达赖喇嘛来说，时间都不是很多的，而且是过一天少一天。因为许多事情确实取决于十四世达赖喇嘛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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