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8日发生的瓮安事件起因是当地一名初中女生死亡之后，家属和警方对死因有不同看法，从而产生矛盾。但随后却导致了万人上街，围攻机关的暴力事件，值得注意的是，参与所谓"打砸烧"行动的民众中，死者家属及亲友应该是极少数。因为按照中国官方媒体的报道，起初只是有300多名死者亲友上街游行，要求查明真相。而最后的万人骚乱则显然已经超越了一般"亲友喊冤"的性质。

北京学者刘晓波把这种现象定义为"无利益相关者事件"，也就是说这些事件的参与者中绝大部分既不是直接受害者，也与受害人没有亲属关系和利益瓜葛，他们之所以卷入事件，并不是官方所谓"少数人煽动"的结果，而是民间不满长期积累的结果，"中国现行体制造成了一种地方吏治的极度劣质化，这种官民之间的紧张关系可能就会因为一点小的事情就点燃了。"

刘晓波还把瓮安事件与2004年发生的重庆万州事件作了一番比较，两起事件起因都是简单的民事或者刑事个案，而最后却都引起了大规模的骚乱，两者都可以归类为"无利益相关者事件"。而在重庆万州事件发生之后，也有部分官员和学者指出，作为三峡水利工程移民区的万州在社会经济问题上矛盾重重，这是引发群体性事件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瓮安事件发生之后，尽管官方将其定性为"被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员煽动利用，公然向党委、政府挑衅的群体性事件"，但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也承认，瓮安事件显示当地一些社会矛盾长期积累，多种纠纷相互交织，没有得到重视，没有及时解决，干群关系紧张。

其实矛盾积累，干群关系紧张正需要通过信息透明，上下沟通加以解决。但瓮安事件中，先是地方政府极力阻止死者家属上访，此后又通过官方媒体封锁消息，统一口径。然而，在互联网日益发达的情况下，简单的信息封锁已经完全无法达到效果。事件发生后不久，相关的图片和影像资料已经出现在互联网上，其中甚至包括死者家属的申诉状以及法医验尸报告。

刘晓波指出，在网络民意的舆论滔滔之下，官方舆论应对显然难以招架，"在网络时代官方最大的一个盲区在于，一旦出现这种事情，他就想把消息来源垄断，只由新华社发。但是封锁其它媒体，只有贵州省单方面提供的消息，网民不可能相信。因为你没有独立的新闻渠道，你不让国内外记者亲临现场进行调查，没有中立的第三方。很多网民就质疑这一点，当地政府作为被告的对象不能出来发布消息。"

一方面是各种信息通过网络在社会中以平行的方式迅速传播，另一方面，垂直方向的信息传播方式极其狭窄低效，以"信访制度"为主的上情下达渠道无法起到作用，导致真假难分的消息在民间沸沸扬扬，而上层却无法有效的了解民意，最终致使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引发大规模事件。这也是瓮安事件留给人们的一个重要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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