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 周一 (7月13日) 是中国首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逝世三周年，长年关注中国人权发展的香港支联会预计于周一晚间8时举办“刘晓波逝世三周年悼念会——我们都是幸存者，在2020年的香港纪念刘晓波”的活动，透过演讲丶音乐与诗歌朗诵来悼念刘晓波。

2008年刘晓波发起与参与起草了一份名为《零八宪章》的宣言，这份宣言也迅速得到303位中国异议人士与知识份子的响应，但同年12月，刘晓波便被中国政府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刑事拘留。次年年底，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刘晓波有期徒刑11年，剥夺政治权利两年。

中国维权律师滕彪同为《零八宪章》的首批连署人。他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刘晓波对于中国的民主运动贡献很大，因为他持续二十多年参与了大大小小的各种民间抗议活动，而由刘晓波所起草的《零八宪章》更是将中国的民主运动“推到一个新的高度”。

而在中国异议作家廖亦武眼中，刘晓波一直希望透过“殉道”的精神来唤醒中国人民的“民性”。他告诉德国之声：“当他第三次坐牢出来后，刘晓波觉得中国人已把民性都遗忘了，所以他当时认为中国必须出一个像哈威尔那样的人物，去唤醒中国民众。刘晓波以自己坐牢与殉道去唤醒中国民众，他是中国的甘地，也是中国的马丁·路德·金。”

“对许章润这些人的打压，实际持续很多年了”

回首刘晓波逝世三年内中国公民社会所发生的变化，滕彪认为很明显的是习近平上台后，对待政治犯或良心犯的手段可说是“变本加厉”。滕彪说：“他抓的人更多丶抓人判刑的标准也更低，然后很多政治犯也被判重刑受虐待，也有人在狱中死亡。出狱后很快就去世的也更多。中国政府对异议人士的打压比过去江胡时代更严厉，这也可以表明中国政府他的危机感，因为民间力量的成长壮大对他的政治体制构成严峻的挑战。”

廖亦武则认为，中国政府对异议人士的打压，几十年来从未停止，而在过去几年，他认为中国对于言论的管控，更是从国内延伸至国外。他告诉德国之声：“如果不是中共在香港施行国安法，西方人仍然很天真把中国当做一个贸易伙伴，但贸易背后就是一个意识形态的渗透。中国政府对包含许章润教授在内这些人的打压，实际上已经持续很多年了。”

“刘晓波会站在对抗专制极权这一方”

对于中国在香港施行《港区国安法》一事，滕彪与廖亦武都认为，香港示威者能从刘晓波当年发表的作品与对抗中国政府的手法中，得到一些启发。滕彪指出，刘晓波因长年试图在中国推行民主运动，所以对于中国专制政权的分析与批判是相当深刻的，而他认为香港示威者能从这些经验中，得到一些心得。

他告诉德国之声：“刘晓波的学术积累以及生活与反抗的经验，让他对中国专制政权做出非常深入的剖析。另外，刘晓波几十年来不断入狱出狱的经历，这也是香港抗争者正在实践的。”

廖亦武则认为，包含黄之锋在内的许多香港人，应该学习刘晓波当年的做法，在中国政府试图强硬施行特定的法令时，“更大声的发声反抗”。他说：“我看到黄之锋与许多香港人正在这麽做，那如果他们能坚持反抗的话，其实中共有一天会瓦解的。”

滕彪说，他认为香港示威者采取的“和理非”与“勇武”并行的抗争方式，是非常重要的。他向德国之声表示：“从过去刘晓波的文字来看，他应该会站在对抗专制极权这一方，他不会去反对香港的反抗。”

“我没想到默克尔会走在反方向”

异议作家廖亦武则认为，虽然德国总理默克尔曾于2017年在汉堡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上，针对释放刘晓波与刘霞一事直接与习近平交涉，但在过去几年，他认为德国却未如当初，针对人权议题向中国施压。

他告诉德国之声：“我没想到今天的德国默克尔总理正在走向当年她为刘晓波争取权益时所走的反方向。她对香港国安法的议题保持沈默，而德国的经济部长还说德国不该作为别人的道德导师。我觉得德国在对待香港国安法的态度上，处于一个危险的处境。”

滕彪指出，虽然西方国家近年来对于中国的态度有逐渐转变的趋势，但他认为西方国家在与中国打交道时，仍是以利益或地缘政治作为主要的考量点。他向德国之声表示：“西方国家需要把普世价值，包含人权与民主化放在重要的位置上，因为他们在一些重要议题上的政策仍未把人权放在重要的位置上。”

西方国家应重视中国人权与民主化

滕彪认为，虽然刘晓波的遗孀刘霞在德国政府协助下，于2018年7月顺利抵达德国，但他认为这并不能说明西方国家长年来有努力在人权议题上向中国政府施压。他告诉德国之声：“西方国家在中国人权问题上的关注与声援，一直都不够的。90年代，西方国家曾与中国有过一些人质外交的谈判，有些重要的政治犯提前被释放到西方国家。但胡锦涛上台后，这样的作法基本上也没有了。”

滕彪说，随着中国经济实力越来越强，西方国家也越来越看重中国的市场与商机，所以自从六四天安门学运后，西方国家对中国一直采取接触政策，也就是并未把推动中国民主与人权放在重要位置上。

他说：“西方国家觉得在中东推行的政权变更让他们有惨痛教训，效果也不好，所以他们不愿意在中国推动民主化，尤其是政权变化。此外，他们认知到在部分重要议题上，西方国家仍须与中国合作，所以他们不愿在人权问题上过多向中国施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