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1月15日，不少推特账号，包括“新闻调查”等，都发布了北京亮马桥事件失联名单。目前发布的名单中，共有21人，统计截至1月7日，其中有些人使用的是网名或者昵称，有些人则有全名，职业等更为详细的资料。

当记者询问亮马桥事件的参与者时，有四位参与者都表示有认识的人在名单上，也确实处于失联的状态，其中一名告诉记者有在1月7日之后，又有两位朋友失去了联系。两位亮马桥抗议的参与者接受了记者的采访，说出了他们 从11月27日到现在的遭遇。

“朋友的失联对我触动很大”

博艺（化名）认识失联名单中的六个人，有些人是在网上熟悉的，线下则和李思琪、翟登蕊（两人均在失联名单上）见过面，也在一些项目上进行过合作。

提到27号当晚的抗议，他说自己去亮马桥的时候，就做好了可能会被请去“喝茶”的准备。他认为当天去的大多数人都应该是比较关注外网和外国媒体的，接触过有参与公民运动的人被请喝茶被拘留的新闻，也应该意识到这件事可能会带来的后果。

但事件结束后 ，他回想起自己在那几天里发的微信朋友圈，还是有点担心和后怕，觉得自己有些内容写得不够谨慎，涉及到了比较敏感的内容。但他又抱有侥幸心理，觉得事件发生的当下，很多人都在朋友圈里发了比较激烈的内容，他的相比而言可能也并没有那么显眼。

陆陆续续地，大多数去到亮马河现场的朋友都受到了警告，有些人是被电话警告，有些是民警直接上门，有些是警察要求去当地附近的派出所。询问的内容都很相似：询问27号晚上在哪里，干什么，为什么要去亮马桥，最后警察要求不要参与类似的事件。这样的警告持续大约一两个小时，主要是进行提醒，也没有什么后续的事情发生。

根据博艺回忆，李思琪是在29号被警察找，她曾向博艺叙述过自己被找的经历。她和几位朋友在telegram群组中讨论这次抗议活动，而被警察问话的当下，警察已经掌握了群组中聊天的截图，警察同时还出示了她和几位朋友在抗议现场的图片证据，也知道她当天带了A4白纸去到现场，询问了她为什么携带白纸。

博艺将李思琪的问话经历和其他人进行比较，本能地觉得情况有些不妙。但直到李思琪12月18日失联前，他都能够联系地上李思琪，知道她的人身自由并没有被限制。再加上当时全国防疫政策进行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许多严格的封控措施都被废除，当天抗议的部分诉求已经达到，这让他一度觉得乐观，却没有想到从12月中下旬开始，陆陆续续有朋友失联。

他表示，朋友的失联对他起了很大的触动。他对记者说：“之前有很多社会事件，有很多人被抓，会感到心痛，没有这么切身。亮马河一起被抓的那些人，就是我的朋友，和我朋友的朋友，太近了。”他所了解的几位目前失联的人都在同一个telegram群组中。他事后看在亮马桥现场拍摄的照片，发现自己当时离李思琪他们一行人很近，可能现场就碰过面，或者擦肩而过过。抗议结束后，他们还邀请他一起吃宵夜，他当时拒绝了，但事后回想起来，如果当天和他们一起去宵夜的话，他可能也会加这个群组，现在可能也会失联。

“这件事离我太近了，”他反复强调这一点，“你会感到自己可能有点幸运，自己还是安全的，是一种幸运。也会有些愧疚，因为你知道有其他人在替你承受这种痛苦。”

精神压力很大 感觉全身的力气被抽空

晓云（化名）是失联女生杨柳的朋友。在接受采访时，她一直说因为自己经常关注和参与公民运动，以为有危险被失联的会是自己，觉得自己会是麻烦最大的那一个。27号当天，她得知亮马桥发生抗议的当天，原本并不想去，因为看到前一天晚上上海乌鲁木齐路的视频，其中有警察和抗议现场的民众发生肢体冲突的片段，她觉得自己身体素质不好，跑步也不快，可能不适合参与。

后来她是和一位更年轻的女生一起去的现场，她觉得自己有保护这位年轻女生的义务，最后也确保这位女生安全到家了。

她自己回到家的时候已经是凌晨快天亮了，虽然当晚的警察非常克制，但她还是有些后怕，觉得这件事不会就这么结束了。到家没多久，她的母亲打电话给她，问北京出什么事了，她搪塞了过去。她的母亲并不支持她参与公民运动，也不赞同她的许多言论，她也都对父母保密。

杨柳失联后，她的精神压力变得很大，而陈晃失联后，她的承受压力就更大了。“现在一天一包烟，抽到胸痛，还经常酗酒”。她告诉记者，最近几天走在路上的时候会像强迫症一样看周围的车，随时都担心会有人直接冲上来把她带走。回到家之后，她的第一件事就是挂锁，家里的两道门都牢牢锁上之后，她才能稍微松一口气。因为这样警察破门而入也需要一点时间，或许可以让她有机会把手机里的敏感信息清理一番。

但她还是尽量理性地去分析事情的原委。她去见了一位失联女生的母亲，知道了失联前后发生的事情，警察和母亲之间的交谈，但当她想要提供帮助时，失联女生的母亲却不信任她，交流的过程很不愉快。那几天，她觉得全身的力气都被抽空了，“完全不想吃饭，完全嚼不动东西，有时候甚至都意识不到自己还没吃饭”。

不后悔当初参与抗议的决定

12月初，封控政策转变之后，有不少人骂当时参与抗议的人是“躺匪”，要让他们为解封后死去的人负责。一边承受着舆论的攻击，一边经历着朋友失联的心理折磨，但晓云和博艺都表示自己并不后悔当时参与抗议的决定。

博艺说，身边的不少人在抗议事件之前心理都到了崩溃的边缘，过去三年，特别是上海封城之后开始的一轮又一轮的封控几乎影视了所有人的日常生活。他形容自己参与抗议是“我做了我想做的事，我说了我想说的话”。他自己家中也有九十多岁的奶奶，之前也得了新冠，他非常担心。他反复强调自己虽然是众人口中的“放开派”，但他所诉求的并不是放开之后完全撒手不管，而是一个有序的，有准备的放开。他始终认为普通人不应该为政策的不完善背责：“做出这个决策的是官方。不是我们。政策具体怎么变，不是我们这些普通人能决定的。不能要求放开派来制定疫情防控的指导政策。这些政策制定的背后有一整个专家团队。”

晓云则因为马上要回老家过年而焦虑。她的母亲打电话给她说梦见她坐牢了，要坐一年。母亲并不知道她具体做的事情，但是对其中的危险性却有一些模糊的意识。11月27号之后，母亲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每天都给她打电话，母亲的焦虑又加重了她的焦虑，她也不知道该如何与持有不同政治意见的母亲达成共识。她曾经和母亲辩论，母亲指着她说你是美国人，她也想给父母写封信，但是太难了，不知道如何下笔。

但她不后悔当初去了亮马桥。“去还是会去的，也还是会在人群中说话，”晓云告诉记者，“讲的也不是假话，每一句我都可以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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