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事情以前不断，今后也会一再出现：奥运前夕北京奥运主媒体中心互联网封锁引发的抗议事件其实源自一场必然的误会。中国在承办奥运会时承诺的采访自由指的是奥运期间外国记者可以不像以前那样采访事先必须要得到批准的程序上的自由，并且以为这已经是作出了很大让步，外国记者理应对此连连称谢才是。外国媒体理解的采访自由则是实质上的新闻自由，而以信息封锁为目的的互联网封锁属于典型的违反新闻自由精神的作法。所以，当外国记者抗议北京对德国之声和BBC以及一些"敏感"网站进行封网时，北京奥组委当时一定是觉得很委屈，一定觉得这些外国记者是鸡蛋里挑骨头，做人不厚道，故意找茬。

其实，新闻自由与新闻检查制度的角力历来是如此：新闻检查者让一步，新闻人不但认为这是早该发生的，而且还会"得寸进尺"，要求更多的自由，这一定律对中国国内的新闻人也照样适用。此自由非彼自由也，所谓的"奥运牌"新闻自由最终意味的一定是奥运以外的新闻自由，承诺了奥运新闻自由，就必然被要求奥运以外的新闻自由。胡锦涛劝说外国记者不要把奥运政治化，殊不知在中国"和平崛起"的大背景下，北京奥运被政治化已经成为宿命。这个道理就像西藏问题，中国坚持西藏是中国内政问题，这在现行国际法法理上没有错，但却没有或不愿意意识到西藏问题在事实上已经成为国际政治的一个共享话题，中国如果拒绝与对达赖喇嘛对话，实际上就是拒绝了与国际政治对话，在外交上陷入被动就是必然的。中国在奥运开幕前与达赖只进行了姿态性的对话，立即就占据了外交上的主动，实际上可以说是意识到了以往的一个认识上的盲点，显示出胡温一代领导人的政治灵活性。

同理，对于北京来说，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北京奥运是不是该被政治化，而是以什么样的政策和心态去应对奥运的政治化。北京奥运还没正式开幕，它给中国带来的政治上的积极变化就已经非常明显，在外国媒体抗议北京封网的第二天，北京就作出了积极的反应，解除了对德国之声和BBC等网站的封锁，表现出政治上的应变能力和开放姿态。对于熟悉中国政治的人来说，这一姿态并不是相当然的。反过来讲，国际社会如果只是以简单的抵制对待北京奥运而不随着奥运火炬走进中国，是不会促成这样的变化的。国际社会对中国因奥运会而发生的积极变化给以正面的认可，必然会鼓励中国以更开放的心态融入世界。

奥运会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中国现代史开始以来第一次以一个有能力的、有自信的大国身份邀请世界做客的盛大活动，你只要看看网上盛传的河南辉县一小山村的乡村版圣火传递图片，就可以看到中国人是以怎样的淳朴、真诚和热忱来迎接世界。对于中国人的这种拥抱世界融入世界的热情，如果世界只是回报以冷峻严厉的批评甚至嘲讽，必然对以满腔的热情筹办奥运的中国人带来强烈的挫败感，而这种挫败感必然会以极端民族主义的形式反弹回来，这对世界和中国来说都将是个悲剧。

中国的现代化过程的一个特殊之处在于，它与世界的全球化过程同时发生，也是全球化过程的一个重要"玩家"。这一双重过程中决定了问题的双重性，即开放世界尤其是西方工业国家在多大程度上能接受中国的问题和中国在多大程度上能接受作为"价值共同体"的开放世界的问题。中国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走上真正的现代化道路开始到今天，在不断试图对以西方工业国家为代表的价值压力和"霸权话语"加以抵抗和抗议的同时，并没有走向"文明的冲突"极端对立，而是表现出极大的适应性和灵活性，你管它叫"北京共识"也好，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罢，中国无疑正在以自己的方式发生和促生着积极的社会转型，虽然转型过程中的负面结果也是显而易见的。

恰恰是为了避免负面结果发展成不可逆转的大灾难，来自外部世界的价值压力对于中国的进步才是必要的，这是中国人必须要清醒认识到的。中国人中固然有不在少数的人对来自西方的人权批评表示反感和抵触，但是客观上看，正是这种看似傲慢的普世主义的人权价值上的压力，才对中国社会的实实在在的人权上的进步有着不可或缺的意义，例如中国对于死刑开始懂得慎用，例如公民法律维权意识的高涨，例如同性恋者的人格开始与以往相比更多地受到尊重，例如个人隐私权意识越来越普及，例如野蛮的强制计划生育开始受谴责，例如童工现象开始受到关注，例如劳改制度的改革开始被提上议事日程，等等。这些积极改变的背后，与来自西方的人权批评压力有着显然的良性互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