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北京市政府的想法完全不同。举办2008年奥运会的事刚定下来，市政府就派人观察北京人的行为举止，他们所看到的，实在不敢叫人恭维。市长刘琪列出了北京市民的十二条‘不良习惯’，市政府的各级部门开始教育臣民要有礼貌教养。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们只能猜测其中的原因。这是因为，人们看作的‘必然发展’或‘成熟过程’，实际上不过是想匆忙适应所谓国际标准而已，也就是向欧美化的行为举止标准看齐。

中国的领导人目不转睛地盯着西方，迫不及待地模仿西方的做法和生活方式，但是一旦遇到政治问题，就立即刹车。共产党并非一定要改变千百万中国人源远流长的习俗，而只是为了避免数百名西方外交官和商人听了吐痰不舒服。其实，这些人的耳朵一点也受不到吐痰声的干扰，早晨，有教养的司机来接他们，接着一整天都呆在绝对没有吐痰现象的地方。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会认为，随地吐痰的现象在中国已不复存在。”

新苏黎世报记者认为，与随地吐痰相比，中国人的交通道德观更成问题。记者在报道中写道：

“北京人在交通中的行为举止要比吐痰问题更为糟糕。有时，外国游客看着汽车废气笼罩的混乱场面，简直难以相信，这就是真实情况。他们说，这里看起来根本没有秩序。这话说得不对。这里当然有规则，一条不成文的规则，一条高于一切规则的规则，那就是：每个人都可以切断其他人的通道，人们在交通中遵循的原则就是一个‘挤’字。在无动于衷的警察眼皮下，排列成行的左拐车队切断了对面直行车辆的行车路线。他们不这样做，就永远寸步难行，因为‘礼让’在北京的交通中是个鲜为人知的字眼。步行的人是这场混战中最下层的弱者，他们往往甚至成了那些有杀人欲望的人的攻击对象，例如有些司机见到人行过街斑马线不仅不减速，反而加速闯过。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严重交通事故数量急剧增加就不足为奇了，责任不只在于汽车数量的增多，也在于缺乏交通纪律。”

接着，新苏黎世报用很多的笔墨报道了北京市政府对市民进行“精神文明”教育的情况。该报文章怀疑，报纸和电视中广为宣传的行为举止准则和墙上书写的口号能否起到作用。北京市民已经接受了许多运动和教育，对任何新的准则都有一种抗药性。作者认为，中国人喜欢无拘无束、自在地生活，这是对共产党数十年搞的平均主义作出的反应。文章最后警告说：

“这一切说明，中国人还没有认识到，暂时放弃极端个人主义、尊重法律可以给所有人带来好处。从这个角度看，交通状况完全反映了中国的政治状况。中国的法律仍然由统治者制定，它并不是在普遍民主基础上形成的，所以这样的法律就没有相应的分量。共产党早就懂得了这一点，只要他们自己的统治没有受到直接威胁，他们就采取放任主义的态度。在交通问题上尤为明显，警察对管理交通不感兴趣。只要党的上层人物能通行无阻，红灯亮起时臣民们想开步走就可以开步走。这给他们带来了部分自由，开始时会认为很方便，但是长此以往，法律观念就会土崩瓦解。如果当局某一天突然要求严肃法纪，碰到的只能是人民的不理解。中国离市民社会还差得很远，中国人仍然没有成年人的自决权。正因为中国人要求享有成年人行为自负的权利，所以当自我美化的当局企图向他们灌输规则时，他们回答往往是狠狠地啐上一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