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第一大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党代会，落实了酝酿已久的领导层更新换代的任务。半数的中央委员会成员产生了变动，政治局成员平均年轻了十岁。政治局常委由7人增加到9人。

党的领导人，相对年轻的胡锦涛是改革元勋邓小平挑选的接班人。他是一位谨慎的策略家，十年间，他在政治上悄然发迹，却不显山露水。党的基础以似是而非的形式实现了纲领性的现代化转变。中国共产党成为私人资本家的政治代表，这是一股决定中国未来的核心社会力量。

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共产党在内部结构运作方面进行了革新。个别权威性人物说了算的时代已经过去，那些人的错误指示使中国这个大国陷入了政治运动和经济毁灭的深渊。现今的政治决策则是在领导层内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形成的。江泽民以自己的方式在政治局常委中为保证政策的连贯性和一致打下了人事基础。他的严格执行私有化以及经济领先于政治的政策没有继续得到了拥护。

中国的社会和经济生活变得现代化了，甚至政治意志的形成也增加了一丝可预测性和透明度。中央和地方的权利分配也发生了转变。至少富裕的省份在新的党的高层得到了更好的体现。基层也有了变化。村镇级别上今后将不再是五年，而是每年召开一次党代会。届时，当选的代表们可以明确阐明自己的利益。

那么，这是否证明党有能力实现积极的转变，即实现真正的改革呢？希望是渺茫的。中国共产党最佳地适应了变化了的社会状况，首先是全球经济状况。本此党代会是一次通过扩大权利基础稳固一党统治的实验。中国不存在三权分立。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是一致的。矛盾不可能出现。党领先于军队的情况也将保持不变。废除中央军委，将军队置于平行的国家领导核心掌控下的建议被否决。江泽民是否象现在决定的那样继续当第一把手，掌握决定权已经无关紧要。重要的是领导权掌握在党的手中。

对中国共产党而言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对经济的控制权。如果暂时延缓的必要的国有企业私有化继续得到贯彻，社会动荡，示威游行以及可能发生的工会独立波及面将会进一步扩大。中国共产党则准备通过与资本的结盟应付这种情况。计划经济被家族经济所代替。谁进新的监理会已经不再重要，利益得到保证就可以了。台湾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经历应全力避免。当时经济权力派生出了政治力量并最终实现了民主。

意识形态方面的瓦解也进一步深入。处于统治地位的意见集团在左派和众多的现代化失败者没有参与的情况下作出了结论。政策的连续性因此远远不能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