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在印尼首都雅加达市中心的总统府对面，聚集了大约60名示威者。路边上排列着用塑料制作的死人头骨。示威者一边高举拳头，一边用喇叭高呼口号。8年来，这些当年反共大屠杀的受害者一直坚持定期在这里举行抗议示威。库斯嫩达（Kusnendar ）便是其中之一。他说："我们每个周四都前来这里为正义和真理而奋斗，今天已经是第407次。我们从没有做错过什么。"

库斯嫩达今年已经84岁，在印尼布鲁岛的监狱中被毫无尊严的监禁了14年。他和其他几十万印尼政治犯一样，在没有任何司法程序的情况下被逮捕关押，原因仅仅因为他们是印尼共产党成员或者是共产党的支持者。当局指责印尼共产党对1965年10月1日的未遂政变负有责任。而事实上，策划政变的只是共产党主席艾迪特（Aidit）和他的几位亲信。

伊斯兰分子的威胁

然而，在1998年之前一直对印尼进行独裁统治的亲西方和反共将军苏哈托（Suharto）以未遂政变为由，对印尼共产党实施大清洗。对于苏哈托来说，当时拥有2000多万成员的共产党过于强大。至少50万人被杀害，大约100万人被逮捕。即便结束监禁之后，受害者也始终背负着政治犯的罪名。由于身份证上注明是曾经被监禁的政治犯，他们到处都无法找到工作。

另一方面，苏哈托政权的宣传留下了难以清除的影响。直到今天，仍有很多人认为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因此是宗教的敌人。就在一个月前，由于组织方受到伊斯兰捍卫者阵线（FPI ）的恐吓威胁，反共大屠杀受害者组织计划在色拉笛加举行的一次会议被迫取消。

凶犯成为胜利者

这仅仅是印尼民主国家体制仍然深受反共影响的其中一个例子。迄今，印尼当局不仅没有满足受害者提出的为反共大屠杀事件进行反省、和解及补偿的要求，反而让那些凶犯逍遥法外。苏门答腊岛的阿迪（Adi）当年杀害了数以千计的共产党人，直至今天他仍不觉得自己有罪。他在奥本海默（Joshua Oppenheimer）的纪录片"杀戮演绎"中表示:"战争罪应该由胜利者来定义。""我是胜利者，不需要按照国际定义行事。"

虽然2012年在印尼人权委员会公开发表的一份报告中，官方首次承认在清洗共产党的过程中犯有反人类罪，但是对于受害者提出的建立专门的人权法庭审判凶犯的要求，政府至今置之不理。如今担任人权委员会主席的科里斯（Kholis）参与起草了该报告。他说："令我感到愧疚的是我无法尽更多的力。政府中敢于冒风险的人不是很多，因为谁要是谈论这个题目，就要冒丢掉乌纱帽的风险。"

没有纪录大屠杀历史的教科书

印尼苏拉威西岛帕卢市市长马苏图拉（Rusdi Mastura）则是一位勇于承认错误的人。2013年，他公开向1965年反共大屠杀受害者道歉，是印尼唯一一位公开承认错误的官方人士。他说："这是我的义务。当年我也是肇事者。我们犯了一个严重错误。今天，我们应该让受害者重获尊严。"帕卢市大约400名当年反共大清洗运动的受害者如今享有更好的医疗保障，并且成为被社会所接纳的正式成员。

然而，这些受害者的处境常常不被社会所理解，因为很多印尼人从来没有听说过反共大屠杀。主要原因是学校的教科书从没有谈及这个题目。曾经坐牢11年的乌塔提（Utati ）女士在狱中曾经受过殴打、虐待和性侵犯。

她翻阅了12年级的历史教科书，发现教科书对1965年的大屠杀或者对像她这样的政治囚犯只字未提。她说："人们都说，历史属于当权者，难道不是吗？虽然我们与整个事情毫无关系，却被无缘无故地牵扯进去。没有人重视我们这些受害者，这令我们感到非常遗憾，到现在已经50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