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下午，香港的气温高达摄氏三十五度，为香港历史上气温最高的一个七月一日。但下午三点，铜锣湾维多利亚广场便已聚满了参加游行的人群。游行开始后，游行群众从铜锣湾，路径湾仔、金钟一路步行到中环政府总部，整条大街游行队伍行走了三个多小时。据游行组织单位 － 香港民主人权阵线估计，昨天参加参加游行的人数达到五十三万，超过去年七一大游行。但几名曾参加去年七一游行的香港市民告诉记者，从昨天现场气氛来看，这一数字明显被扩大了。香港警方估计游行人士为二十万；而香港《明报》委托的卫星专家则推断，游行人数在二十六万四千人左右。

游行转为与中央政府对抗

不过，多名参加去年和今年游行的市民告诉记者，昨天的游行，气氛明显比去年要平和，原因是去年港府强制推行二十三条，以及经济陷入低谷导致香港市民满腔怨愤。但是，昨天游行传达出一个的另一个明显信息是：与去年游行将矛头指向特区政府施政无效不同，昨天的游行似乎显示出香港市民与北京中央政府的某种对抗情绪，这是北京中央政府所必须严肃正视的一个事实。

据《明报》记者昨天抽样采访了825游行人士，发现有百分之七十五的人表示，昨天走上街头，是因为不满中央政府否决香港市民零七、零八年的直选诉求。香港的国际分析家们认为，去年七一游行时，香港市民普遍对特区政府施政不满，而对北京中央政府却仍有很高的评价；但一年来，随着中央政府高调介入，直至最后将特区政府架空，从而形成直接与香港市民对峙的局面，香港市民对中央政府的信心开始大幅下降，甚至降到回归以来的最低点。最近几周，随着和解之风的刮起，这一对立局面有所缓和，但中央政府今后如何理顺与香港市民的关系，成为对北京的一个严峻挑战。

北京一年来对港政策三大失误

分析家们认为，京港之间的冲突，其实缘于京港两地完全不同的政治文化之间的冲突，过去七年所谓“井水不犯河水”的说法，其实是对“一国两制”的艰难性严重估计不足；因此，如何正确面对这些必然冲突，并走出一条融合的良性之路，成为对双方的共同挑战。

从过去一年来看，北京的对港政策至少在三个方面犯了致命错误：

第一、去年七一游行之后，北京以“经济决定论”主导对港政策，以为香港是一个经济城市，只要挺港措施扎实，香港的政治矛盾便自然消弥，显示了习惯于威权统治的北京领导人对于如何与一个自由、多元社会打交道尚缺乏经验。

第二、忽视了香港社会的主要矛盾乃特区政府施政无效，而香港市民的直选诉求只不过是这一情况下、经民主派渲染之后的无奈之举；因此，当北京一方面继续其错误的挺董策略，另一方面却与市民的直选诉求短兵相接的时候，实际上是进入了一个抛弃主要矛盾，令双方都陷入日益情绪化的怪圈之中。

第三、当香港市民直选诉求上升时，北京官方口径将之定位成“港独”，以台湾问题上的教训来看待香港市民的民主诉求，直接伤了大部分香港市民的心。

如何认识港人的爱国心和京港互动走向

也有分析家认为，作为过去一百五十年英国殖民地的居民，香港市民的爱国心既真诚又脆弱，实在需要各方的细心呵护。无论是“六四”还是华北水灾，甚至是去年中国航天五号飞船上天，香港市民都显示出了极大的爱国热情。但由于历史的原因，香港的绝大部分居民都有对共产党统治的恐惧感，加上多年生活在一个虽然没有民主，但却有着极大自由的多元社会里，因此香港大部分市民的内心都渴望做一个中国人，但却不希望做一个不自由的中国人；大部分香港人内心都希望经济上能与大陆融合，但却惧怕来自大陆的威权思维影响到香港的自由。

以这样的眼光来看，香港其实完全不存在所谓“港独”的土壤和基础，京港之间的所有冲突，均缘于中国大陆还不是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如果今天接管香港的祖国大陆，已经是一个自由、民主社会，那么香港人的内心冲突将会减少许多，京港之间的互动也会顺畅很多。

既然这样，无论在经济还是在社会乃至政治多元化方面均飞速发展的中国大陆，应该正视京港之间的这一差异，以及香港人心中的矛盾，并且应该有自信和信心通过大陆的迅速发展，来缩短京港之间在政治思维方面的差异。问题是，无论是香港的左派，还是北京的部分官员（如一再发表对港强硬言论的外经贸部副部长安民），似乎都无法摆脱传统的左倾思维，强调以静态的“一国”（实际上是仍囿于传统左倾思维的大陆政治文化）来统帅“两制”，而忽视了无论是大陆的政治文化，还是香港的国家主权意识，其实都处于一个缓慢而微妙的演变过程之中。

从目前来看，应该认识到港人的国家主权意识正在逐渐完善之中，但同时也要容忍港人的国家认同意识应该有别于大陆百姓的意识；同时更重要的是，认识到香港作为中国接驳国际先进文明的桥梁，其对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作用不开忽视，因此京港互动应该是北京在自由、民主的认知上更多地向着香港方向靠拢，而不是相反。

过去二十年，京港之间在生活形态上实际上已经完成了这一靠拢，那么就没有理由在自由和民主的认知上走相反的道路。

(德国之声驻香港记者 邱震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