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月出版一期、附在日报中发行的外交月刊研究了中国后毛泽东主义时代的新自由主义，并引用中国思想历史学家和读书杂志总编辑王辉如下一些话：

“改革和自1984年以来加速进行的城市化导致了为期长久的财富重新分配。新产生的利益集团利用改革过程为自己的目的服务，他们从对国家掌握的资源实行私营化的过程中获取好处。社会的不平衡变得日益严重，社会保障体系瓦解，贫富鸿沟加深。大批农村人口逃离农村以及大批人员失业使社会结构失去了平衡。

如果没有国家有目的的干预，这一切是不可能发生的。从此以后，国家只把精力集中在狭义的政策上，把自己的其它一切社会功能都推给了市场。这种政治的一贯性和经济的大转变是中国的新自由主义的一大特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标志着这一过程进入了最后阶段。”

王辉认为，在1989年抗议活动被镇压以后，九十年代的一批利益集团取得了成就，他们把八九运动作为实现自己私营经济目标的手段。文章中写道：

“在世界公众面前，中国的新自由主义者标榜自己是反‘专制’、争‘自由’的斗士，他们十分巧妙地掩饰自己与国家的多重关系。实际上，没有这些关系，他们不可能成功地开发国内市场，也不可能贯彻其分散权力和私营化的政策。由于没有民主监督，相应的法律只是为新利益集团获取国家资源而提供合法化的保护伞而已。

随着文化大革命长大的一代人只面向西方，更准确地说，是面向美国。作为知识和文化中心之一，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甚至欧洲都从中国的精神视野中消失了。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只是为了保卫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意识和政府的政策。任何对新自由主义的批评都受到谴责，被说成是反理性的‘倒退’。”

在分析文章的最后，王辉得出了下列的结论：

“然而，不能按西方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来衡量中国。相反，资本主义必须接受批评，这种批评并非为批评而批评，而是为了评价中国和世界迄今为止的发展过程，揭示新的可能性。

如果我们想理解中国在寻找平等和自由过程中遇到的困难的话，我们就必须研究我们走过的现代化道路。我们需要民主和社会能够承受的解决方法，这些方法应该能够阻止社会的两极分化和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