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五年的春的某一天,在布拉格国家剧院对面的斯拉维亚咖啡厅(Slavia café)外面,一位朋友把一捆翻得很旧了的打字稿交给我,并嘱咐我读完后再传给别人.在七零年代捷克的现实生活中,我们的见面有一种密谋的味道:阅读且散播地下刊物,单凭这一点,我们俩就等于犯了罪.当然,我们被抓起来的可能性不大,但至少足以让我们提高警觉.当天晚上,我坐在家里读起了这份稿件,心中带有一种只有做些叛逆事情才能引起的兴奋.
　　　　
这是一封写给捷克总统胡萨克的信,信中描述了华沙公约部队镇压了“布拉格之春“七年之后,捷克全国上下所处的阴翳状态.作者描述的不是斯大林在他的帝国内所造成那种令人打颤的恐惧,而是一种对生存的无名恐惧,这种恐惧渗透到生活的每个角落,使人们每说一句话都要考虑再三.秘密警察就像一张可怕的蜘蛛网,在社会中无形地存在着,不仅使人们的行为,而且使历史本身披上了虚假的外衣.
　　　　
这封信事实上是国情咨文,而且带有令人难忘的隐喻.作者在信中说,政府正逐日窒息捷克社会的活力,使整个社会呈现为一种死气沉沉的单一.信中还做出惊人的预言:迟早,目前的政权将成为其自身“致命的教条“的受害者,“生命不可能永远被摧残,在没有活力和虚假的活动表面下,有一股暗流正在缓慢地-不知不觉地冲破这个表层.也许要经过一个很长的过程,但终有一天,这表层将会支撑不住而裂开.这个时刻将是一种新颖的-独特的和看得见的事件发生的时刻.......历史不能不被理会了.

信的日期是一九七五年四月八日,署名为“作家瓦茨拉夫哈维尔“
　　　　
哈维尔于一九八六年完成了他与卡雷尔-赫维茨达拉(Karel Hvizdala)进行的自传性谈话录.
　　　　
一九九零年春天我重读这本书时,对过去几个月内所发生的事件为之一震---从东柏林到布加勒斯特.共产党政权被推翻,哈维尔以一个异议分子跃上世界政治舞台—赋予了这本书多么丰富的意义.比如,哈维尔在书中详细描述了六零年代中期,在共产党政府要求停刊的压力下,如何为了一本小小的杂志-特瓦什>(Tvar)的生存挣扎.经过这场挣扎,哈维尔发现了他所谓“新的行为方式“:在与权力进行论争时,不要落入模糊的谁是谁非的意识形态争论中,而要成具体的-实实在在的事情抗争,并做好抗争到底的准备.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上午,哈维尔率领“公民论坛“(Civic Forum)代表团去和共产党政府进行谈判.这次所讨论的不是一份杂志的问题,而是一个国家的问题.此前十天,布拉格的学生示威掀起了这场“非暴力革命“,接下来的一个星期,群众示威终于引起了(十一月二十七日)星期一的总罢工.星期二的下午,谈判过后,政府同意宣布从宪法中去掉“共产党具领导地位“这一条文.虽然我们并不知道这次谈判的详情,但总知道其内容不外乎是修改宪法的具体问题.“公民论坛“代表团在谈判中没有作出让步,哈维尔和他的伙伴们几十年前所学会的这一原则现在终于显示出威力.
　　　　
不仅如此,哈维尔对一九七七年“七七宪章“诞生的描述,几乎预示着在迥异情况下“公民论坛“的创立.为了避免被视为非法,“七七宪章“运动的创立者把它称为“公民创制权“,并避免提出任何公开的政治性建议.然而,从深层涵义上来说,那的确是一场政治运动,由很多背景相异的团体结盟而成,其中既有自认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共产党员,又有跟共产党从未有过任何瓜葛的人(他们有些还可能是共产党的受害者).虽然背景各异,但对于运动的公开性-容忍性和尊重人权的基本原则却有相同的共识.哈维尔认为,“七七宪章“运动的多元性在捷克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它将使捷克社会具有一种真正的容忍性.无论结果如何,这一成就将永远不会从全民族的记忆中消失.他说:“这就是走向生活,走向对公共事物的真正思考,.........其代价就是告别“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这一原则.
　　　　
从某种意义上说,“公民论坛“正如哈维尔于一九九八年十一月十九日在布拉格希诺赫尔尼俱乐部(Cinoherni Club)所宣称的,它的创立是“七七宪章“运动的扩大.和“七七宪章“运动一样,这也是一个社会各方力量的联合体(到一九八九年,社会上已出现了许多组织),这些力量都是要寻求一种非暴力的-超越党派的解决危机的办法.“公民论坛“的纲领,即“我们所想要的“,在一周之后就公布了,起草人中除了“七七宪章“运动的签名者外,还有其他团体的代表,这个纲领反映了这些公民团体在此前十三年里的讨论.“公民论坛“之所以能够行动迅速,决定快捷,组织有效(尽管从表面看仍有些混乱),与过去这些年来异议者和异议团体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建立起的那张网分不开的.哈维尔对于“七七宪章“运动之前的那种气氛的描述就是十一十二月革命之前的那种极混乱而又令人兴奋的气氛缩影.哈维尔说:“我的住处就像一九二九年大崩溃时的纽约股票交易所一样,或者说像革命的中心一样.“当然毕竟还是有区别的:一九七七年宪章派异议人士们受着“可怕蜘蛛“的严密监视,而在一九八九年,这个蜘蛛网已经消失,整个民族已开始完成解放自己的任务.
　　　　
本书不仅使我们认识作为一个总统的哈维尔,一个重生后勇敢地争取民主政权的抗争中的哈维尔,而且让我们认识一个自视为凡人-有着凡人的需求-欲望-期待和性情的哈维尔(他曾说他只是一个捷克的乡巴佬,从不曾想过要移居国外,他喜欢呆在捷克),一个把个人命运同国家命运交织在一起的哈维尔.无意之中成为政治家的剧作家哈维尔,真正把自己写进了自己国家的历史.无论作为作家还是政治家,他所具有的能力都来自同一源泉,即能够反映他周遭众人的希望和担忧.然而,他还是很现实地看待自己的作用.他写道:“我偶尔也想大声疾呼:我已对担当先行者的角色感到厌倦,只想做一个作家改做的,我只想说真话!.......,自己去承担风险吧,我不是救星!但我总是欲言又止,想起帕托切卡对我所说的话:考验一个人,并不在于他是否成功地扮演了他自己给自己认定的角色,而在于他是否成功地扮演了命运交给他的角色.“
　　　　
去年秋天我又回到东欧.我曾在捷克住了十年,在一九七七年捷克当局镇压“七七宪章“运动的浪潮中被驱逐出境,直到“革命“第十天,十一月二十七日才再次回到布拉格.我曾好几次与哈维尔联系,希望为这本书添加新材料,但他都以这本书已经完成为理由而拒绝.他说他既没有时间也不愿意这么做.但是,由于他处于革命的中心,具有核心作用,为本书增加新材料就更为诱人,我便燃起了说服他回答一些补充性问题的新希望.
　　　　
在轰轰烈烈的革命过程中,实在很难找到他.他随时随地都会出现,但总是东奔西跑,行踪难觅.有一次我在巴鲁斯特拉剧院见过他,还有一次我看见他被一群义务保镖和支持者保护着,离开一个会场去另一个会场去开会.人人都说曾见过他.我的一位朋友在瓦茨拉夫广场见到哈维尔和亚历山大 杜布切克一起出现在观礼台上.当示威结束时,他又看见哈维尔和杜布切克在梅兰特里奇大楼里跳舞.
　　　　
奥尔嘉-哈维洛娃和哈维尔的弟弟伊万很愿意相助,但他们只能提供一些可能找到他的地方.有一天深夜,我正待在伊万和哈维尔的公寓时,哈维尔回来了.我们打了招呼,他很有礼貌地建议找个日子和我一起,在他喜欢的餐馆里吃晚饭,但是负责安排他日程的秘书却说,根本挤不出时间来.我们的见面都被无所不在的摄影记者们留在他们的摄影机里了。
　　　　
十二月七日,为安抚那些一直相见他的记者们,他在魔灯剧场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我也赶去参加.大部分时间他一直避免回答他是否有意竞选总统的问题.当一位英国记者问他在历经十二年的“宪章运动“的工作吸取了什么样的政治教训时,他回答说:我得想一想,但现在有一点我可以告诉你,那就是一个人要按照自己的良心行事,说实话,即使在公民身份被贬低的情况下,仍然要像一个公民一样行事,虽然不一定会有什么好结果,但总是有可能有所作为的.有一件事是永远不会有好结果的,那就是投机取巧-并以为这样的行为会有好结果.
　　　　
在我离开布拉格的前一天,终于见到了哈维尔.这时,他已经公开声明将参加总统竞选,并让亚历山大杜布切克“做他的副手“,大街上到处都贴满了“哈维尔当总统的“标语.那时十二月中旬一个天气阴沉的星期天,哈维尔安排了四个小时和家人在一起,其中有一段时间是和奥尔嘉去公园散步.伊万的起居室和哈维尔的书房一样,窗外可以看到布拉格城堡的壮丽景色.我们进了伊万的起居室后,谈起了这本书的事.他仍然坚持这本书已经完成的观点,不愿再加进新的内容.他说:“这本书有其自身的结构,如果我们要加进什么新的内容的话,那么,新版本就像一个高高的圣诞节面包.“
　　　　
接着奥尔嘉叫他吃早饭,他邀我共进早餐.他一边喝汤,一边讲述着对局势的大概印象,以及他身边正在发生的一切.他说,“革命是混乱的,而我却喜欢秩序井然.我一直讨厌革命的,我认为革命是自然灾害,这种事情在历史上时有发生,但这类事情却无法计划-无法准备-无法预期,而我现在不仅在这革命之中,而且是在革命的中心.“
　　　　
这时,电话铃响了,奥尔嘉接完电话进来说,杜布切克要和他谈话.哈维尔昂起头望着天花板说“我还有一个小时的空闲时间,我们去公园散散步好吗?“
　　　　
奥尔嘉回答说:“好,可是现在下雨了“
　　　　
哈维尔说:“那就撑把伞吧,过去三个星期我一直呆在地下室,我得出去呼吸些新鲜空气了.“
　　　　

奥尔嘉说:“我们没有雨伞“
　　　　
这个未来的总统便说:“那我们就买一把吧,噢,今天是星期天,商店都不开门.“
　　　　
他停了一下又接着说:“噢,圣(耶)诞节快到了,有些商店是营业的.“
　　　　
奥尔嘉说:“为什么要买呢,真笨,我们去向伊万借一把不就行了?“
　　　　
问题就这样得到了解决.哈维尔从餐桌旁站起来,跟我告别并祝我一切顺利,然后便转身去接杜布切克的电话了.
　　　　
所以,这本书就是哈维尔--哈维尔总统—所要的样子了.
　　　　
一九九零年三月于加拿大多伦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