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书展是全球第四大、亚洲最大的书展。从外部来看，它与本行业的其它书展没有什么区别。但中国出版社内部的结构十分不同，所以在对外展示信心的背后，东西方之间交际困难是书商们的私下话题。许多西方出版商抱怨说，中国的出版社没有与西方出版商同样的职权，也缺少能承担责任的对话伙伴。党的规定不断变化，经济上急于求成，这些都妨碍双方长期合作。”

南德意志报从政治经济两方面分析了中国书籍市场的现状，认为在中国出售图书是“在不可能之中寻求可能”：

“中国的书籍市场一如既往地受到严格调控。政治是危险题材，性爱被禁止。十年来一直参加北京书展的冯德尔回忆往事时说：‘过去穿制服的人来到书展，挑出一些书带走。’现在检查的策略变得精细了，‘一些书一下子就不见了，我们不知道什么人偷走了这些书’。

十年前一些德国出版商看到上海摩天大楼时梦寐以求的‘十亿人口的市场’现在已烟消云散。中国幅员辽阔，但每版印数并不比德国高多少，版权买卖不能获利。零售15至30元的书，即使签订10%的合同，出版社也挣不了多少钱。此外，经销网络也很不足。”

顾彬批评中国反而获奖

北京书展开幕式上，中国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向德国汉学家、波恩大学教授顾彬颁发了“中国图书特殊贡献奖”。科隆城市导报介绍了顾彬获奖的背景：

“中国人对国外批评做出的反应通常是拒绝接受。理由是文化有差异、语言隔阂，外国人不懂中国等。但是去年顾彬接受记者采访全面清理中国现代文学时，收到的反应却完全不同。顾彬的几句话在中国引发了一场文学讨论。他对德国之声记者说，中国的现代文学一文不值。他把西方知道的现代作家棉棉和卫慧称为垃圾，说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成立以来根本没有再出现过伟大作家。

顾彬现在获得中国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一个积极的信号。过去几年，顾彬翻译了中国流亡作家的作品。直到今天，部分这些作品在中国仍然遭到禁止。所以，一些观察家把这次颁奖视为对这些作家的间接表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