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政治经济基金会的亚洲问题专家穆勒认为，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拥有否决权，因此，在伊拉克危机中，中国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中国必须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在伊拉克问题上做出抉择。中国面临着一个根本性的问题，那就是，中国反对别国干预内政，侵犯他国的主权及领土完整。但是，另一方面，过去的经验显示，只要美国方面能够提供相应的补偿，中国就会在这一问题上做出妥协。

穆勒认为，事实上，无论是出于经济还是政治上的考虑，北京一向对美国势力在海湾地区的急剧膨胀极为不满。现在通往海湾地区的通道就已全部处于美国的控制之下，而如果伊拉克也被划入美国的势力圈，当然是不符合中国国家利益的。

九十年代开始，中国同海湾地区的交往日趋频繁。中国曾因向伊拉克、伊朗等国出售敏感军事技术遭致美国的批评。而对于中国来说，至关重要的则是该地区蕴藏丰富的石油资源。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中国对能源的需求量越来越大。从1993年开始，中国已经从石油出口国变为进口国，而且进口量逐年递增。其中来自中东地区的石油占中国石油总进口量的48％。由此看来，出于对中东石油的依赖，中国并不希望看到美国进一步加强对该地区的控制。

不过，穆勒认为，伊拉克毕竟同中国相距遥远，并不涉及中国切身的政治利益。因此，对中国来说，在此问题上，同美国针锋相对，长远看得不偿失。然而，中国若以手中的否决权做筹码，则可以同美国讨价还价，获取更多的现实利益。那么，这些所谓的现实利益又是什么呢？穆勒说：

“首先是台湾问题，过去几个月来，中美关系不断改善，双方在许多领域开始了对话，甚至包括军事安全领域的对话。中国期望，美国能够终止对台军售，当然，我不相信，美国会在这一问题上做出让步。其次，美国在人权问题上做出让步，现在事实上已经能够看出这种迹象，比如说，新疆问题。另外，美国也可能会象征性地提高中国在美国对外政策中的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布什上台伊始，曾一度推行极为强硬的对华政策，双方在贸易、人权及台湾等问题上的摩擦日趋激化。五角大楼曾在一份有关安全政策的报告书声称，未来美国的安全隐患，不在欧洲，而是在亚洲，矛头显然直指中国。2001年四月，中美军机在中国近海上空相撞，两国关系一度陷入十几年来的最低点。而半年之后的911事件，却为中美关系带来了重大转机。中国支持美国的反恐斗争，美国则开始对中国的少数民族问题持较为宽容的态度。双方各得其所。德国外交事务研究所的温巴赫认为，权衡利弊，中国不可能因为伊拉克问题得罪美国，而出于现实政治的考虑，中国无法承担一旦中美关系恶化可能引发的负面影响。

温巴赫表示，内政方面，中国政府面临着诸多社会矛盾，失业大军，银行疲软以及贫富悬殊等等，不一而足。而党政高层正在进行领导人换届，稳定的国际环境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因此，北京不会选择同美国对抗的外交路线。温巴赫说：

“经济方面，美国是中国外来直接投资的重要来源，对美贸易是中国出口业的支柱，因此，中国政府绝不会因为海湾问题，同美国交恶，以致于牺牲经济利益。鉴于内政及经济方面的考虑，中国方面必将慎重考虑，不会轻易挑衅华盛顿。”

除了内政及经济方面的原因之外，俄罗斯总统普京越来越明显的亲西方路线，也是中国领导人感到中俄建立战略伙伴关系、抗衡美国的理想一时间将难以兑现。温巴赫表示：

“普京的亲西方政策，莫斯科同西方世界通过相对公正的谈判，使导弹防御系统，以及北约东扩等问题得到解决。而在这一系列问题上，北京都被拒之门外。因此，莫斯科同北京的战略伙伴关系实际上已经无从谈起。从这一角度上看，中国在外交领域基本上处于孤立地位。为了摆脱这种外交上的孤立境地，中国就要试图同美国保持合作，而911之后，美国也乐意进行这种合作。”

由于不佳的人权记录，中国常常成为国际社会批评谴责的对象，因此，北京政府对于西方国家以人权为由，干涉别国内政的做法一向相当敏感。但是，在伊拉克问题上，北京政府之所以不急于明确表态，显然是事出有因的。温巴赫表示：

“同去年秋季就1441号决议表决时一样，中国很有可能会再度保持中立，绝不会投反对票。行使否决权，对中国来说，很不上算。从中美关系的复杂性来看，中国行使否决权并不符合它的利益。我提请大家注意，90、91年，中国也没有行使否决权，而是投了弃权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