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小吴已经为他的“中国梦”夯实了地基。他已经结婚，正在等着第二个孩子的出生。他在北京拥有一套公寓和一辆汽车，收入来自一份工资丰厚的技术工作。

他甚至跨越了中国严格的户籍限制，从东部的山东省搬到了北京上地的中产阶级社区附近。

“一路走来还算顺利。”这位三十多岁的新北京人笑着说。

在竞争激烈的首都打下根基，他大体上跟上了习近平主席的号召。

自习近平2012年提出“中国梦”的口号以来，将近10年时间过去了。这是一个宏伟的愿景，意思是在中共领导之下，中国人通过集体奋斗实现繁荣、权力和荣耀，重塑国家的全球影响力。

其成就之一是让数千万人脱离贫困，进入一个依靠科技发展、制造业供应链和14亿人大市场的经济体。

“中国梦”带来了新的自由和机遇，同时也让依靠控制社会来维持统治的中共面临意想不到的挑战。

“每个人都有理想和追求，都有自己的梦想。” 2012年11月29日，刚刚履新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一次讲话中说，“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

今天，当习近平准备打破惯例，让党组织任命他进入第三个最高领导人任期的时候，有人认为“中国梦”正在偏离轨道。

即使在北京上地，表面繁荣富足的背后也充满着焦虑。

人们在繁重的工作、飞涨的房价、畸高的育儿成本以及婚姻的社会压力中挣扎，而这一切又遭遇到了新冠疫情。

对未来的期望正在发生变化，而这个变化将对中国的发展方向产生潜在的深远影响。

29岁的陈安娜（Anna Chen, 音译）在上地的另一家科技公司工作，她说：“人们的追求和过去有所不同了。”

科技创业者面临寒冬

在过去的十年里，鳞次栉比的办公大楼已经把上地从一个不起眼的郊区变成了中国科技版图上的一个地标性区域。

该地区靠近颐和园的废墟——这个1860年被英军烧毁的清代皇家园林，被视为中国遭到西方国家欺凌的“百年国耻”的象征。

许多新搬入上地的居民都在为科技巨头工作，如百度、快手和滴滴等。这些公司主导着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人们日常生活，经营规模超过了许多西方的竞争对手。

31岁的谢尔顿·张（Sheldon Zhang）戴着金属边框眼镜，穿着深色T恤和运动裤，一副年轻的科技界专业人士的打扮。这些人士代表着中国受教育程度最高、最国际化的人群。

小张心直口快。他大学肄业，在20岁出头的时候与人合伙创业，现在是一家大公司的客户体验设计师，用他的话说，是在为“人类的未来”发展机器人技术和人工智能。

他和住在上地的很多人一样，是人工智能、量子计算、传感器和芯片的推动者。在党的上一个五年计划中，这被确定为中国下一阶段发展的关键产业。

但是业内人士警告说，中国科技行业已经进入“寒冬”。

在一场规模巨大的打压中，中国政府钳制了科技巨头的发展，因为担心这些公司对中国消费者有太大的影响力。

阿里巴巴和腾讯等大公司的收入增长正在下降，裁员人数正在增加。

今年第二季度，中国经济仅增长了0.4%——这是新冠疫情开始以来的最差表现。

小张说，“如果没有新技术的突破，我们的发展可能会开始放缓甚至倒退。” 

“数字蓝领”的焦虑与躺平

其他人也感受到了压力。

27岁的李梦珍（Li Mengzhen，音译）是一家短视频平台的战略专家，她说科技界的从业人员现在都谦卑地自称“数字蓝领”。

她说：“我们的处境类似1990年代的农民工。”

她有一份体面的工资，却为在上地供楼而焦虑。在那里，房价动辄达到每平方米10万元，她将永远买不起。

她说，“我们离开家乡到北京工作……但不能说自己是北京人。”

“我们的程序员就跟在踩缝纫机或者拧螺丝的农民工一样，很容易被人取代。”她说。

这种焦虑在她这一代人中蔓延。许多人开始“躺平”——放弃为了永远无法满足的城市生活指标而无休止地工作。

中国的清零防疫政策阻碍了经济发展，让这些人的处境雪上加霜。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今年中国城市的青年失业率一再创下新高，在7月份达到顶峰——16-24岁的年轻人中失业率达到近20%。

但是新的城市文化也提供了另外的机会。

在上地南面的一家咖啡馆，红光满面的冯静（Feng Jing，音译）说她刚刚辞去了一家视频平台的工作，当上了一名瑜伽教练。

“我是一个追求自由的人。”这位29岁的女士说，“我不觉得自己应该被金钱或其他流俗的观念束缚。”

变化中的生育政策与观念

在上地的爱情公园里，孩子们正在嬉戏追逐。旁边的石头塑像上，还保留着中共过去的计生口号。

“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出生人口素质。”一座塑像上刻着这样的标语。这是中国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强制执行的减缓人口增长政策，该政策限制许多家庭只能生育一个孩子。

如今，政府正在鼓励一对夫妇可以生育三个孩子，以防止人口危机的到来。不断减少的、疲惫不堪的年轻劳动力将会承担数亿退休人员的养老金。

这也许是“中国梦”面临的最大挑战。到2040年，国家需要为大约4亿60岁以上的老年人提供医疗保险和养老金。

根据官方研究机构中国社科院的报告，按照目前的趋势，中国人口将可能在下个十年的末尾达到顶峰，然后进入持续下降的阶段。

该报告称，这种下降将对中国造成“极其不利的社会和经济后果”。

中国试图通过税收政策来刺激新的婴儿潮，但是收效甚微。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父亲说：“一个孩子的花销已经足够昂贵了。”

还有一些人质疑是否一定要结婚或生子——在一个逼婚的父权社会，这是一种激进的立场。

科技工作者陈安娜说，她的目标是赚到足够的钱去环游世界，以及资助父母安度晚年。

她告诉法新社说：“世界上的人口已经够多了。”她要求匿名，以避免来自其雇主的麻烦。

她说，“而且社会正在发展，你可以不结婚或不生孩子也能活得很好。”

农民工的中国梦

正午的阳光炙热， 70岁的王玉福（Wang Yufu）正躲在北京一幢豪华公寓的阴影之中打瞌睡。

大约在习近平提出“中国梦”的同时，王玉福从东部的江苏省搬到了北京。

他带领着一支农民工队伍，美化着上地的绿地，每月收入约6500元人民币——是他刚来北京时工资的好几倍。

在过去四十年里，中国依靠大量的农民工完成了快速的城市化。

根据官方数据，目前有2.9亿来自农村的人员在城市地区工作，很多人薪资低廉。

但是严格的户口政策以及飞涨的物价让其中大多数人无法在自己参与建设的城市中定居。

午休结束后，王玉福劝说他带领的团队在附近的一家公园里继续工作。

他说，现在的情况比十年前要好，但伟大的梦想仍然属于别人。

他说：“像我们这样的人永远也买不起这里的房子。”

（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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